乡贤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了我国千百年来乡村治理的智慧和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培育“新乡贤文化”被写进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2017年中央1号文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贤正被赋予新的内涵，是当下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

　　近几年来，在浙商回归政策的推动下，全省集聚了天下浙商反哺家乡的巨大能量，为我省经济转型升级与社会和谐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乡贤是乡村中最具“视野”和“资源”的人士，乡贤回归有利于引入外部资源来推动乡村建设。开展乡贤回归工作，对构建新型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具有重要作用。各地在实施乡贤回归的同时，正逐步实现乡村善治。

　　由乡贤反哺走向乡村繁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批乡村精英流向城市，村里留下的大都是老人和儿童，群众凝聚力减弱，“乡政村治”模式出现了功能性失范。乡贤的大量回归，有助于破解农村凋敝的核心问题——乡村精英流失，乡贤的反哺使乡村不断走向繁荣。发展经济是乡贤工作的主要目标，使乡贤反哺有目标、有抓手、有动力。发挥乡贤资源、人脉等优势，把先进发展理念和优秀项目带回家乡、建设家乡，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出资出力。以成功乡贤的学识专长、创业经验指导桑梓，帮助建立决策智囊库、创业导师团等，乡贤在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回归，直接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促进乡村繁荣，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得到广大村民的欢迎。

　　由乡贤参与走向乡村善治。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乡贤回归，一批事业有成、眼界开阔、社会经验丰富的在外精英，通过依法选举加入村干部队伍，参与乡村治理，构建了以“发展、民主、法治、和谐”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善治体系，有利于形成“依法治村、以德治村、自我治村”的乡村治理新局面。从村社的角度看，乡贤的回归打破了原有乡村利益格局。本地村民热衷于竞选村干部，难免有自身及其家族利益的考量，而回归乡贤有的出于家乡情结，有的由于乡镇干部的动员和鼓励，并非冲着村里的利益而来。乡贤的这种反哺心理，有助于公平公正，从而为乡村善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乡贤会对接乡村治理。乡贤是“本乡故土”的贤者，更多的是在外发展的能人，把这些贤者和能人团结在一起为家乡服务，需要乡贤会这样的社团组织作为桥梁和纽带，从而构建“以村两委为主导、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基础、村务监督委员会和乡贤会为两翼”的治理体系。发挥乡贤会在村级治理中的补位和辅助作用，实行“帮扶+教化+辅治”的治理模式，实现乡贤治理的制度性、乡土性、现代性、公益性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乡贤会与村两委的关系，既发挥乡贤会在乡村法治、德治、自治中的辅助作用，又巩固村两委依法治村的主体作用。

　　以乡贤文化发挥乡贤效应。“见贤思齐”，乡贤的示范榜样作用有助于教化乡里，感化村民。通过营造崇贤尊贤的浓厚氛围，弘扬“爱国爱乡、乐于奉献”的乡贤文化，引领民间道德不断向上发展。将乡贤文化纳入增强地域自信的基础工程，授予乡贤荣誉，提高乡贤地位，激发乡贤文化的正能量。向每位乡贤颁发证书，增强他们回归故里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开展“乡贤榜”等评选表彰，通过乡贤事迹报告，借以激励广大村民，使乡贤的正能量逐渐内化为村民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自觉。

　　以乡贤工程畅通还乡之路。乡贤回归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需要实施乡贤工程，制订相应措施，畅通乡贤返乡之路。在顶层设计尚未破冰的情况下，以村规民约形式，探索回归乡贤宅基地安排等措施，帮助修缮知名乡贤的老宅，优抚其亲属，从源头上畅通乡贤还乡之路。目前，返乡路上的“篱笆墙”尚不同程度地存在，对于一些在外发展的乡村精英尤其是从政的乡贤而言，家乡故土有时成了“回不去的乡村”。因此，如何畅通乡贤返乡之路，尚需相关部门不断加大支持力度。

　　以政策体系护航乡贤队伍。构筑乡贤回归政策体系，确保乡贤返乡投资和参与乡村治理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建立履职激励机制、荣誉授予机制和公益捐建冠名制。将优秀乡贤纳入“两代表一委员”，给予他们身份和平台。造血和输血并举，不断充实和完善乡村精英结构。重视本土精英培育，解决乡村原有人才不足问题，为乡村建设提挡升级提供支撑。加强在外精英培育，建立内外部精英流通和外部精英内部化机制。完善准入机制，鼓励有品德、有能力、有公益心的乡贤加入乡贤会。建立政府、村两委、群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权重评价机制，为乡贤工作成效提供科学合理有效的评价方式。根据乡贤工作情况及各界评价，建立柔性退出机制，保持乡贤队伍纯洁性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