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众对周梅森并不陌生。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之前，他创作的《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等反腐题材电视剧已经让许多中国人对他耳熟能详。

　　《人民的名义》播出，收视率超乎他的预料，甚至有人说，这是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电视剧。尺度之最当作何解？周梅森说，不在剧中案件之大，亦不在官员级别之高，而在于我们终于可以正视当下的社会政治生态了。这种开诚布公、坦诚相见的决心，也正是让他再次执笔的真正动力。或者说，《人民的名义》之所以能与观众见面，本来就是反腐深入的一个成果。

　　记者：《人民的名义》里有多少成分是真实案件改编？有多少出自艺术虚构？

　　周梅森：文学艺术创作不是报告文学，不能完全按照已有案件来写，但这几年在社会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案件我也没有回避，比如故事一开始的小官大贪，侯勇扮演的处长家里搜出2亿多元的案件，我把它当作开篇布局的引子。我为什么用这个真实的案件呢？就是希望能给观众真实感。

　　记者：为了创作《人民的名义》，您曾到监狱与腐败官员面对面交流，您也曾说，在这些交流中您非常感慨的是，腐败官员不是魔鬼，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样的理解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周梅森：一方面，文学是人学，所以任何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腐败官员也不例外，他很可能就是你我朋友圈里的一个人；另一方面，你要有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深刻了解，才能对反腐题材的创作有整体的把握。我想表现的不仅是人性的反腐，更是思考和建立制度层面的反腐。但文艺作品不是单纯的说教，要通过人物故事和其产生的环境来呈现。作家必须保持观察和思考，尤其是写政治小说的作家，更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当然，创作也需要契机。比如《人民的名义》的创作契机是最高检的同志找到了我，但如果没有这个，也可能有别的契机。只要有好的政策环境，好的作品必然会出来。

　　记者：有人说反腐题材创作是一个敏感区域，创作者对腐败问题的认知和判断在作品中如何体现，都是很难拿捏的，您怎么看？

　　周梅森：确实很敏感。这里面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这是创作者必须把握好的。你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大方向就不会错。如果你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就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觉得，真正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对党和人民的利益进行全面否定的创作者是几乎没有的。所以问题还是出在艺术创作怎么管的问题上。

　　记者：您对目前主管部门对文艺创作支持的可持续性有信心吗？

　　周梅森：我确实有一种担心。因为改变政治生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为什么这部作品这么引人关注？因为很多东西超出了作品本身。一方面是人民期待、社会期待，老百姓太需要这样的作品了；另一方面是过去10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并没有拿出这样的作品，这个差距造成了社会对这部作品的超高关注度。十八大以来，中共反腐世界瞩目，人类历史上这么一件伟大的事，却连一部反映它的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真是说不过去。作为作家、编剧，我深感惭愧。但我还是强调，这是有原因的，不是作家不想写。我一直在写，但写了发不出来，是环境不允许，不是作家不愿意写。起码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写、愿意承担。好在现在改变了，希望这不是一阵风。我希望文艺政策能激励优秀艺术家跟上时代、反映时代。

　　（据《人民日报》4月6日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