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豚肥美的季节，到了江村。

　　这个属于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的村庄，距离太湖不到10公里，与浙北南浔相挨，是个典型的水乡。“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杜甫的诗里，此江村虽非彼江村，却足够满足一切关于村庄的想象。

　　江村，本叫开弦弓村，因为穿村而过的小清河像一张拉满弦的弓。像中国众多的村庄一样，男耕女织，日子缓缓而过，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出过名垂千古的人物。

　　1936年夏天，这个日渐衰败的小村迎来了一位年轻人，拄着拐杖，戴着眼镜，穿着长衫，身材清瘦。

　　在和村民的闲聊中，年轻的费孝通意识到这里正在发生的变化：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从而产生了社会问题。围绕这个小村，两个月内，他的调查一步步深入，将此作为中国农村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最终写成《中国农民的生活》，也就是后来的《江村经济》。

　　村庄从此不再平凡。正如费孝通的导师、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所说：“这是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因而，江村的意义，或许指的是江南的一个村。我们也从这里进入，试图了解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农民的生活方式，并探寻乡村建设的路径。

　　81年过去了，至今，江村仍有被观察的价值。

　　费孝通和江村

　　——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

　　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江南的暖阳天，从吴江城区出发，一路向西南行驶，树木新绿，菜花金黄，农舍散落在田野间。远远看到一座写着“中国江村”的牌坊时，便是江村了。

　　上午九时许，村口的“江村市场”里，已经结束一天的大部分交易。偶有被事情耽搁的村民零星前来，挑选一家人当天所需的食物，来自湖塘的鱼虾、太湖边村庄种植的蔬菜以及小贩们清晨从远处运来的肉类。

　　时间回溯到81年前，彼时的开弦弓村还没有这样的农贸市场，“农民的食物依赖自己生产的产品”。

　　千百年来，太湖一带的农民家家户户从事农业和家庭蚕丝业。一条条河流将陆地分割成棋盘一样的形状，每一小块被当地人唤作“圩”。沿着每一圩的边缘，他们留下10米至30米的土地种植桑树。每三圩中，留一块大一点的空地盖房。一所农居，一般有三间房，堂屋最大，用来养蚕、缫丝和打谷。天冷或下雨时，人们也在这里吃饭、休息，或者接待客人。

　　人们在房前屋后的小菜园里，以及桑树下的土地种青菜、水果、薯类以及萝卜。食油是用油菜籽榨的，种稻之前先种油菜。

　　但村庄的土地已经受到相当重的人口压力。全村1458人，很难完全依靠农业养活。而作为村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纺织业，受到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实际上已经破产”。

　　以至于那年7月，当青年费孝通沿着房屋之间百米长的小巷走入开弦弓村、来到小清河畔时，“几乎每一家都有一台木质纺织机，但仍在运转的只有两台”。而过去10年间，村里也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蚕丝业的改革，例如引进蚕种、立式缫丝机、股份制工厂。

　　“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费孝通忠实地记录着一切变化，人口、家庭、婚姻、亲属关系、农业、副业、贸易、教育、医疗等等。

　　两个月后，他带着关于开弦弓村农民生活的资料，坐上船，远赴英国留学，其后以此为素材写成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

　　从此，江村和费孝通一起名扬天下。

　　从1936年至2002年，将近66年的时间内，费孝通26次访问江村，观察它的变化。这里也成为人类学界、社会学界人士研究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窗口。据村书记周培泉介绍，他几乎每年都要接待来自各个大学、研究机构以及新闻媒体的八九十批客人。

　　今天的江村，在与周边3个村庄合并后，成为一个拥有765户、2856人，面积达4.5平方公里的农村社区。一条从庙港通向震泽镇的公路，将小清河一切为二，只剩下暗渠沟连水系。

　　在河边行走，当年“船沿着河划出村，农民们便向航船主订货”的场景早已不见，三四艘水泥船停靠在驳岸边，已经破败。别墅小楼取代了传统民居，临河而建。

　　“以前开弦弓村就两三排临河的平房，上世纪80年代村民在外围建了简易楼房，再往外是90年代的欧式洋房，然后是21世纪各种式样的房子。”在江村“农民教授”姚富坤带领下，记者来到费孝通江村纪念馆。

　　这座2010年落成的纪念馆坐北朝南，廊、亭、院、桥，粉墙黛瓦。二楼的墙上挂着费孝通访问江村的图片，旁边是他《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一文中的一段：从这里开始，我一直在这一方家乡的土地上吸收我生命的滋养，受用了一生……我虽则已由老而衰，但没有忘记家乡，有生之日总想为家乡这片土地上多加上一点肥料，能长出比我这一代更有出息的子子孙孙。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晚年费孝通的雕像安放在景观池边。他仰坐在椅子上，大手摊开，胖胖的身躯向着江村方向，笑容慈和而爽朗。

　　独特的工业化路径

　　——乡村变革仍在持续，

　　几乎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理解过去以及今天的江村，乡村工业几乎是绕不开的话题。

　　每年初，姚富坤都要给村里算账：村民从事什么行业，以及家庭人均收入多少。而今年，针对30户人家的一项抽样调查统计显示，2016年江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6400元左右。

　　今年40岁的村民周学峰，自2003年开始在纺织厂工作，负责机器维修保养。这一在当地被称作“保全工”的工种，属于高收入技工，月薪超过1万元。他的妻子在附近另一家工厂工作，一月五六千元。夫妻俩都上了城镇社会保险，孩子在上初中。除去各种开支，家里一年结余有五六万元。

　　“这个人均收入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数字，因为样本家庭在村里都不是拔尖的。”姚富坤坦言，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吴江地区只能勉强够上中等。

　　在大部分江村人看来，今天吴江农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农村经济，正是费孝通初访江村时提出的构想：农民要摆脱贫困，不能光靠农业，一定要发展工业和副业。

　　而这，也是后来江浙地区通过发展民营经济，使得“农工相辅”，解决“人多地少”矛盾、增加农民收入的雏形。

　　1957年4月，费孝通带着助手重访江村，感慨乡村巨变，也发现了粮食紧张、蚕业衰落、缫丝不再等问题，“问题出在副业上”。

　　1981年，费孝通三访江村，看到“农民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还有了钱花”，而原因是恢复传统副业，重建缫丝厂，新建丝织厂和豆腐坊，“在开弦弓村所见到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现象。即使不能说中国几十万个农村都已发生这样的变化，但是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村的共同趋势”。

　　从这时开始，他热切地追踪这一历史变迁。起初是将“草根工业”，或者说民营经济作为农民致富的可操作路径，后来则发现这是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导致农村破产，农民被迫流入城市的后果。现有大城市已感到人口过多，决不能再予膨胀。要改变我国人口的农工比率，势必使农民就在原地转为工人。”费孝通关于“就地城镇化”的这段论述，现在读来依旧切中要害。

　　如今的江村，分布着9家纺织企业、28个家庭作坊。而在距村庄不远的庙港市场和七都镇，有更多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存在。尽管生产的产品已经从丝绸变成了家纺、窗帘、羊毛衫等，但它们依旧为附近村民甚至外来人口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据介绍，江村40岁至50岁的劳动力，不论男女，几乎都在厂里务工。

　　跨越穿村公路，再沿水泥村道走一段，“江村纺织”的厂区便进入视线。走进车间，120余台喷水织机整齐排列着，马达的声音低噪而持续。工人们来回穿梭，检查棉纱线是否缠牢或断裂。

　　自2003年从银行收购这家工厂以来，周永林经历过纺织业风生水起的年代，也面临着转型的压力。每天从这里生产的半成品窗纱、窗帘胚布，被货车拉走，送到绍兴制成成品。

　　由于产品质量、销路不错，周永林的企业每年略有盈余。但人工成本一年比一年大，原料价格起伏不稳定，他感觉到钱越来越难挣了。“人总要穿衣服，传统产业也总要有人做。”周永林觉得，只要不亏本，就能一直做下去，“村里人靠这吃饭呢，大家都想离土不离乡”。

　　这几年，周永林和一批十几年前就来到厂里的工人年纪渐渐大了，他开始让女儿女婿学习厂里的事务，自己退居二线。而相比纺织厂，江村的年轻人似乎更愿意在区里或者镇上企业找一份“白领”工作。据统计，截至2017年3月，吴江民营企业的总数达到了4.9万家，在江苏各县区排名前列。

　　“等这批工人老了怎么办？”

　　“买几个机器人呗。”周永林一笑。看来，制造业“机器换人”、技术革新的潮流也影响到了乡间。

　　至于信息化会给乡土社会带来怎样的改变，现在还不得而知。

　　保持“自然生长”的状态

　　——江村的样本价值，

　　在于观察中国乡土变迁

　　在江村走访间隙，村干部无意间提起一件趣事。

　　费孝通初访江村60周年之际，吴江准备筹划一个学术活动。当时大家都认为村容村貌不尽如人意，准备“大搞一下”。费孝通听后说：“这个事顺其自然，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能为开弦弓开小灶。”

　　“也就是说，开弦弓是一个观察农民生活的样本，你不需要指定其成为什么样子，也要避免过多的人为干预。”姚富坤觉得，这是江村调查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价值，“尽管村庄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华西村、永联村相差甚远，但也不必像华西，这样的‘神话’不可复制”。

　　前几年，太湖周边兴起开发热潮时，当地政府有意让江村一带保持寻常的发展状态：不急于引进外来的工业园区，而是给本地的乡镇企业、民办企业更多空间。“让农民的生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吴江七都镇党委书记查旭东说，“这也不意味着放任。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政府要公平地帮助农村解决发展的障碍。”

　　2013年，苏州探索美丽村庄示范点建设，开弦弓村是其中之一，村庄风貌、环境卫生等进行了整治。2014年，开弦弓村又被列入智慧升级示范村之一，对村庄信息化基础设施等进行提升。

　　2015年，国家畅流活水工程启动，处于太湖水系的开弦弓村因此打通了村级河流到太湖的水道，并修筑了长1200米的生态驳岸。村里水域面积900多亩的东藏荡、550多亩的西藏荡以及小清河与太湖相连，跟随季节转换，调节着水位的平衡。

　　而近年来吴江推出的“三年强村计划”和“五年倍增计划”，让开弦弓村每年的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稳定增长。由吴江区统筹建立“惠村公司”，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入股，吸纳一部分财政资金补助投资高效农业、现代农业、农旅结合项目等，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2016年底，吴江区248个行政村村集体稳定性收入均超过200万元，集体资产总额突破67亿元。

　　在村两委干部看来，这是让村庄保持自身循环发展能力、不致衰败的关键，“村庄保洁队伍维持、绿化美化建设，每一项都是开支。”周培泉说。

　　距离费孝通最后一次访问也有十几年了，江村的日子如水流过。

　　平淡的生活底下，也蕴藏着新的变迁。比如，开弦弓村的农民已很少从事农业活动，他们把土地承包出去，每年收取租金，房前屋后铺了草坪、种上了花。再比如，村里承包土地的74户人家大部分从事水产养殖，原来的桑地、农田很多挖了水塘。又比如，村里尽管没有空心化的困扰，但随着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老龄化问题随之而来。

　　“与81年前同样，现在的江村难道不是正处于社会变迁时代吗？”姚富坤说。

　　而正是其“自然生长”的寻常状态，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前往江村观察中国农民生活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