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启程时，游子眷归林。新年回首，老家浦江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呢？那里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婺剧，《三请梨花》《双阳公主》穿云裂帛，《断桥》《百花公主》深情缱绻，《磨豆腐》《哑背疯》诙谐幽默，真让人三月不知肉味。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村里有一个不知疲倦的高音大喇叭，整日不停地播放唱片，除了歌剧《洪湖赤卫队》以外，最多的还是戏曲，包括婺剧《三请梨花》、越剧《碧玉簪》。可能是乡下人的粗犷，喇叭的分贝调到最高，远在十里八里都能听到。大家都不以为吵，有的只是赞许：“某某村的喇叭真响啊！”耳朵里天天灌戏曲，所以村里的小伙子大姑娘都能哼上一段《送凤冠》《十八相送》什么的。

　　儿时在乡下最重要的娱乐方式，恐怕要数看电影了。不管刮风下雨，无论什么片子，只要在五里路的半径以内，总要赶去看。有一次，大人们说越剧《碧玉簪》很好看，可是放电影的村庄离家八里地，实在太远，而且在盆地边缘的一个小山坳里。小孩子最怕黑，黑灯瞎火的晚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崎岖不平的山坳里，连手电筒也没有，汗毛倒竖。好在有一帮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伴同行，一路大声说话，相互壮胆。儿时出门看电影最远的一次，居然是越剧，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感动。

　　1980年，我到镇里上初中。在这个远近闻名的古镇里，同时诞生了两个剧团：越剧团和婺剧团，能够让我在放学以后，方便地看到排练和演出。

　　记得婺剧团排练的第一本戏是《铁灵关》，此外，还有《双狮图》《打登州》等。婺剧团的小丑表演可圈可点，他平时言谈举止就诙谐幽默，大家反而把他的真名“谭小刚”淡忘了。

　　我真正体会到戏曲的魅力，是因为专业的县婺剧团。每年的正月初五、初六，邻近的三郑村都要邀请县婺剧团演两天两夜的戏，雷打不动。

　　正月初五，我跟父亲到姑姑家拜年，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点魂不守舍，吃什么馒头拿什么红包都不在乎。匆匆吃完中饭，只盼早点开溜，因为从姑姑家东庄村到三郑村，还有五六里地，至少得花一个小时，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我当时还是十来岁的小孩子，个子太矮了，站在戏台前踮着脚尖、仰着脖子，也不一定看得到，有时得捡两块砖头垫脚。当时演的剧本至今还记得，比如《十一郎》《银瓶仙子》《哑背疯》《九件衣》。印象最深的是《银瓶仙子》的舞台背景实在太绚丽了，民间剧团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哑背疯》一个演员演哑巴和疯婆父女两个角色，应付自如、天衣无缝，也颇新奇。

　　因为年纪小个子矮，既然台前不太看得清，不如溜到后台去，看演员们化妆。能够近距离接触心中的偶像，既好奇又兴奋，有一种莫名的冲动，跟今天的追星族差不多。

　　当时农村的娱乐方式还比较单调，除了电影就是戏曲，戏曲也迎来了短暂的春天。当时的农民想跳出农门，途径只有两条：第一条，高考，第二条，考进县婺剧团，马上转成居民户口，上台演出，风光无限。所以，县婺剧团一招聘，吸引了许多青年才俊。

　　可惜好景不长，当我再一次接触县婺剧团的时候，戏剧正在走下坡路。1991年春节，村里邀请县婺剧团演了两天两夜的戏，这是小村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所以比过年过节还要隆重得多。远近的亲戚都来了，我在外地读书的老同学都已放寒假回家，也一起来看戏。村里指定几户人家承担演员的伙食，我家分到一桌，请的是小丑和司鼓等。

　　最后一晚的演出场景令我终生难忘，伤感至今。呼啸的北风中，舞台上演员们个个慷慨激昂，满头大汗；舞台前稀稀拉拉、冷冷落落，只有两三百名观众，除了我一个年轻人以外，都是清一色的老年人。

　　随着国家大力保护民间艺术，浦江的戏曲艺术重现光彩，“浦江乱弹”让浦江成功入选省传统戏剧之乡，成为浙江首批传统戏剧特色县。婺剧、越剧重新活跃在浦江城乡，可见传统戏曲具有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