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培育乡贤 发展乡村文明
吕福新 编辑:江于夫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新中国的各个发展阶段,有着改革开放前后的体会与比较,既看到中国的进步和前途,也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他们中不少人有热情和担当,特别是刚退休的党政干部和教师等知识分子,他们的经济收入和身体状况良好,且大多出生于农村,有乡村记忆和“乡愁”情怀。其中有些人是现实和潜在的乡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及之后出生于农村的人,多数跟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城市,具有时代的敏感性,既感受到城市发展的繁荣,也体会到城市存在的问题。其中有些人已看到振兴乡村的机会,毅然回乡创业。他们是具有活力和开创能力的乡贤。
现任的县乡村三级干部,他们看到“并村”后行政村大了,自然村多了,但村“两委”人员少,事情多,忙于应付,工作碎片化。有的干部还认识到,农村项目建设存在主体缺位和功能缺失等问题,需要乡贤参与和发挥作用。热心于乡村事业,权力欲不强,比较开明的干部,可以充当乡贤,即“官当乡贤”。还有,那些有文化和讲道德,为人比较正直和公道,有爱心和肯奉献的村民,以及其他具备资格的社会志愿者,也可能成为乡贤。
各类潜在的乡贤,要成为现实的乡贤,必须激活乡贤意识。真正的乡贤,都是有尊严的,被社会尊重的。到农村去的退休干部和知识分子,现任的县乡村各级干部,都必须由衷地尊重农民,尊重退任的村干部,使他们真实地获得受尊重的感受,体会到受尊重的价值,以激发仁善本性和担当意识。同时,必须用发自内心地真诚和热情,与他们沟通交流;用深刻而简明的道理与身心一体的行动,去感化他们,贤能达人,形成乡贤自觉和奉献精神。
社会组织是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支撑和动力。我们应该建立社会化的乡贤组织,既广泛和稳定地联系与团结各类乡贤,包括“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境内”的和“境外”的,民的和“官”的乡贤,以形成统一的乡贤平台与合力,又可以充分地发挥乡贤的积极作用,有效地激发和可持续地培育乡贤。在政府主导的体制和环境条件下,以政民互动合作的方式,由有公共操守、独立意识和合作精神的社会人士为主导,与党政及有关部门充分沟通交流,来建立具有社会法人资格的乡贤组织,以获得政府真正的认同和有力的支持。这既体现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也是利政府和利农民的好事。
乡贤推动和促进的乡村文明,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文明。建立这样的乡贤社会组织,可以称为乡村文明促进会。具有最佳规模和效果的乡贤组织,是县级乡村文明促进会。它包括与县委、县政府各有关部门合作成立相关专业委员会,如法治和民主协商、生态环境、公共文化服务、合作经营、生态农业和休闲旅游专委会等。传统社会是身份社会,现代社会是角色社会。党政干部扮演社会角色即当乡贤,是社会进步的突出体现。
挖掘和传承乡土历史文化,进行道德教育和礼仪培养,以塑造和凝聚乡村文化之魂,也即乡贤之魂。但乡贤不只是传承传统经典和乡土文化,也要学习和吸收现代先进文化,要接受法治和科技教育,以丰富和提升乡贤之魂,提高和增强行动效能。乡贤参与提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使文化礼堂和农家书屋得以有效利用,使政府为农民做的好事真正发挥好的作用。同时,乡贤参与乡村小学的文明素质和道德教育,传递乡土文化和乡村文明,使其扎根于小学生的心里。
乡贤倡导和践行互助相生共赢,突破和超越个体家庭经营的局限,实行合作经营,发展农村共生互助合作经济。这也提高了乡贤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同时,以共生互助合作的乡村社会平台为依托,促使生态+文化+农业+休闲旅游+互联网的农村产业发展。乡村文明促进会的活动,可以直接造成和推进乡村的社会化,其道德操守和担当行为可以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稳定乡村社会关系和健全乡村社会治理。乡贤组织及其推进的乡村社会化,还可作为政府履行职能的依托与凭借,有力地支持和促使政府职能转变。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