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大数据助力打假
让制假售假者现形
本报记者 祝梅
2月27日上午,阿里巴巴集团召开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这是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成立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交流会。会上,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披露了一组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假售假线索,但截至目前,这些线索中能够通过公开信息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
“这个交流会说实话是很仓促的,之所以这么仓促,是因为看到这些数字之后,我们真的有点坐不住了。”郑俊芳现场“还原”了平台的打假链条:在排查出的4495个制假售假线索中,执法机关受理的有1184条,能够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进行刑事打击的有469个,但其中,仅有47人受到法院判决,其中有37人被判缓刑,也就是说,忙碌了一年,真正被实刑处罚的制假售假者仅10名。
“我们2013年就跟阿里巴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过去一年,我们帮助全国13个省市查询了2133批次、1.5万余条数据。”公安厅知识产权支队一线民警陈警官是参与者之一,明显感到大数据助力打假的能量,“2015年,我们用15天研判出382条制假售假线索,举全省之力,三个月才筛查完这些线索。2016年,大数据可以输出的线索更多了,我们花了六个月的时间筛查。”
打假关键要打黑灰产业链
产业讲转型升级,假货也没有落下。陈警官介绍,借助互联网的隐蔽性,制假售假者也采用VPN代理等方式来规避阿里巴巴的大数据研判,更难以被忽视的是,这些黑灰产业也进一步升级,发展成为职业化、团伙化、分散化的黑灰产业链。
正因为此,主动防御显得格外重要。阿里巴巴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特战队”、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数据模型对制假售假进行主动防控。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8月,12个月内,阿里主动防控系统拦截了3.8亿个假货产品页面,关闭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
“3.8亿并不一定代表总数,因为售假者上传不成功,还会反复尝试。”郑俊芳说,线下假货源源不断从小作坊、黑工厂产出,作为平台,阿里巴巴能将这些假货尽力隔绝在平台之外,却无法阻止制假售假在线下和平台之间的流窜。比如,现行法律无法判定分散的组件是假货,这些部件分散在不同的小作坊,而制假售假者只需要按照订单数生产组装,就能钻了法律的空子。
“有的线下窝点陆续更换关闭十几个店铺,依旧可以有200多万元的销售额。”陈警官表示,更可恶的是黑物流,以现在时兴的海外代购来说,消费者对真伪的判断往往依靠物流信息。但从制假售假的角度来说,一些黑色物流产业可以为造假地提供上海、香港等地的扫码枪,从而改变物流轨迹。“从卖银行卡、身份证到网店、黑物流,我想我们的打假,必须将这些产业链上的帮凶也囊括进来。”陈警官表示,执法部门需要法律赋予打假工作更清晰的细则,而从社会角度来看,要推动打假工作,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
治理假货要像抓酒驾一样
假货会不会少?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制假售假成本和其谋取的利益之间仍旧存在巨大落差,如果依旧不能对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另一面”起到有效约束,打假这件事,只会越来越难。这其中,制假售假成本太低,依旧是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如何降低惩罚的门槛,加大处罚的力度?
2月27日上午,阿里巴巴发出公开呼吁,希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郑俊芳以“酒驾”为例,自2011年5月1日醉驾入刑正式立法以来,5年时间里,因醉驾引发的交通事故起数平均下降18%。“打假也需要像治理酒驾这样明确的法律信号,需要这样的力度和共识。”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认为,完善现行相关法律应是第一步:“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造成了作茧自缚的情况,很多结果无法确认,如假货的全部销售数额、对人身的伤害。这使得很多制售假货分子成为‘不倒翁’,被揭露出有制售假货行为也难以受到应有的处罚。”
从平台角度,阿里巴巴方面也表示,将继续不计成本地投入到打假工作中,通过技术提升,让打假线索更为重要和有效。数据显示,2015年9月到2016年8月之间,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已经协助执法部门关闭了675家假货的生产、库存和销售点。而阿里巴巴与浙江省经侦总队创新合作的“云剑行动”,目前也已升级为长三角“云剑联盟”,拓展至安徽、江西、江苏、上海、浙江的52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