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的近代复兴展现出儒学在时代变动中存续嬗变的某种规律。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思想，前人、前辈留给我们这些东西，是一种无形的东西，是一种精神上的资源，这种精神上的资源必须结合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时代的需要，来加以接受和理解。瑞安孙氏与近代永嘉学派复兴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更加深入地考察与探究。

　　永嘉学派思想的形成是在大的历史氛围当中，当地的学者，读书人自发、自觉追求的结果。而其在历史上从鼎盛到式微，再到复兴的历史则更能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如何根据这个时代的要求发展，迅速地进入到当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状态中来，继续走在前列。在具体的历史场景当中，努力探索、努力实践，这就是要体会永嘉学派强调实事求是。我们探究从永嘉学派的发源和复兴，在历史的具体语境中，得到启发，形成自己的观点。

　　政治上永嘉学派反对君尊臣卑,主张君臣一体,主张抗金和改革弊政,经济上反对以义抑利、重农抑商,主张以功利统一仁义,以国家之力扶持工商业;哲学上批判程朱理学,主张道不离器物。由于它注重研究实际问题,提倡事功,反对空谈义理心性,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一起被并称为事功学派。它是我国学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派,在当时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

　　永嘉学派其代表人物有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反对空谈性理，倡导“制度新学”，打破了北宋以来理学一统学界的格局。随着宋元鼎革，永嘉学走向衰落，日趋式微，甚至在元明两代少人问津，几成绝学。近代以降，外患日亟，内忧愈烈，士人们逐渐意识到，无论是汉学之考据，还是宋学之义理，都难以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纷纷主张经世致用，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资源，向来以追求事功为特征的永嘉学派因之再度复兴。而引领永嘉学派复兴大潮的正是浙江瑞安孙氏家族。

　　瑞安孙氏，其先祖出于春秋时齐国的田敬仲完，完五世孙书为齐大夫，因军功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书生凭，凭生武，而武即战国名将孙武，“武奔吴为将军，其子明食采于富春，于是为富春人。”五代时期，孙氏后裔孙惟眭一支自福建长溪迁居瑞安盘谷，瑞安孙氏由此发源。孙惟眭累传至清前期有孙希曾，希曾生三子衣言、锵鸣、嘉言，衣言生子诒让。孙诒让有“朴学大师”之誉，章太炎称他“三百年绝等双”。自此，瑞安孙氏门庭方显。

　　文献资料是一个学派思想主张赖以传承的基础。永嘉学派大师辈出，著述繁富，但却始终没得到妥善整理，遂致后人对先贤的生平学说知之甚少。所以整理乡邦文献便成为孙氏父子的首要任务。孙氏父子凭借自身优越的藏书资源（其藏书楼玉海楼是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存各类书刊近十万卷）,整理刊刻了大量先贤著作，为后人研究永嘉学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此举也是孙氏父子能够撬动永嘉学派复兴，不至于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整理文献的同时，孙氏父子不忘推陈出新，融会中西，对永嘉学派进行了创新。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许多士人拘于成见，对西学或声讨排拒，或不闻不问，与时代脱轨。孙氏父子则对西方学术持较为理性的态度，选择性地加以吸收采纳。孙锵鸣在主讲上海龙门书院时，“通国议论蔽固甚”，他苦于学生每日仅埋首于八股试帖之中，无法接触实学。恰好江南制造总局就在上海，附设译书局，“稍译刊西洋籍若干种，然士大夫耻阅之”。孙锵鸣冒着被士林非议的风险，“慨然言于苏松太分巡，移取局译西籍每种各一份存院，俾诸生纵阅”。学生起初对孙之行为颇为不解，曾惊怪相语曰：“孙老师真理学，何乃如此？何乃如此？”不过十多年后，“士论渐进，乃共钦先生之识力焉。”而孙诒让更是青出于蓝，中法战争后，孙开始接触西学书刊，后遍览群籍，积累了丰富的西方科学知识。孙诒让对西学甚为推崇，以未能亲至西国游历考察为憾，曾言：“虽少年读过中国经史,而不识西国文字,但看译本的书,总自己惭愧学问浅陋……恨自己不能一到西洋各国,考察文明政治教化的规模及一切大小学堂的办法,增长知识。”

　　孙积极利用西学知识研究中国问题，比如他以西方的政教制度来解释《周礼》，虽有失偏颇，却反映出其会通中西学术的努力。也正是凭借这种开明态度，孙氏父子将西学融入到永嘉学之中，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刊刻先哲遗著，改造永嘉学术之余，孙氏父子还悉心培养青年才俊，授徒讲学，保证永嘉学能薪火相传。光绪元年(1875),孙氏兄弟筑“诒善祠塾”，孙衣言以永嘉学垂为世训，手题楹帖：“务求知古如君举，尤喜能文似水心。”据孙氏弟子黄体芳回忆：“自弱冠从吾师游，每侍坐，辄闻吾师称南宋乡先生之学，以教学者有所论著，必三致意焉。”孙锵鸣的女婿宋恕也称：“（孙锵鸣）曾授恕以戴先生所编之《颜氏学记》。其他如吴顾氏绛、冯氏桂芬、湘王夫之、魏氏源等之著亦时时称道，独惜未见蜀唐氏甄之《潜书》耳。”由此可见，孙氏授课内容并非迂腐不堪的科考策文，而是以永嘉学派及清代经世人物的学术著作为主。如此授徒数十年，先后于孙氏门下问业诸子有泰顺林用霖、周焕枢、晓恩熙、季兰、永嘉王景羲、乐清陈国锵、平阳张蔚文、宋恕、青田章式典、瑞安林庆衍、陈黻宸、陈虬、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王翼传、周伯龙、仲龙、项葱、申芳兰、何庆辅、胡调元、池云山等数十人。面对永嘉学术在瑞安渐呈显学，孙衣言也不禁喜称：“独幸乾淳儒术在，于今乡里渐多才。”

　　在复兴永嘉学的过程中，孙氏父子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秉承瑞安先哲经邦济世之遗训，身体力行，投身于社会实业当中。晚清西方种痘法传入温州，绝大多数温州人对其心存疑虑，“莫敢先试”，导致婴儿多早殇。孙锵鸣对该医术深信不疑，“先试于家以劝州人，由是盛行，活儿甚众。”此外，孙锵鸣还认识到女学的重要性，经常“为乡士大夫引西汉诗说，述三代女学之盛，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以期渐移积习，由是温女识字者渐多焉。”作为朴学殿军，孙诒让不仅学问“三百年绝等无双”，还在发展温州农工商业方面走在前列。1904年孙组织富强矿务公司，开采永嘉铅矿，同年创办东瓯通利公司、大新轮船股份公司，租用轮船开辟温州至上海沿海航线，嗣后又发起开设了人力车公司，发展温州市内交通。1905年，孙诒让被提名为江浙渔业公司副总经理，之后不久又被推举为瑞安商会总理，领导了温属六县抵制美货运动。可以说，像孙诒让这样既执学界之牛耳，又能于商场屡获成功的知识分子，在近代实属凤毛麟角。

　　通过整理文献、融会中西、培育人才和躬身实业，瑞安孙氏父子及其后人、弟子们使永嘉学派于时隔数百年之后再度焕发生机、绵延至今。这既是永嘉学派“贯穿古今、通经致用”思想在近代的延续，又是于危机刺激下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典型案例。永嘉学派的近代复兴展现出儒学在时代变动中存续嬗变的某种规律。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思想，前人、前辈留给我们这些东西，是一种无形的东西，是一种精神上的资源，这种精神上的资源必须结合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时代的需要，来加以接受和理解。因此，瑞安孙氏与近代永嘉学复兴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好好考察与探究。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