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0月4日，晚清重臣张之洞因病入膏肓，趁着自己头脑还非常清醒之际，他给朝廷上了份奏折，请求免去他身上的诸多要职。朝廷同意后，他于当天又上了一份遗折，他在折中表白：“臣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植生产自励，他无所恋。”又说：“方今世道陵夷，人心放恣，奔竞贿赂，相习成风。尤愿我皇上登正直廉洁之士，凡贪婪好利者概从屏除。”

　　张之洞，可谓“自律”之官。常言道“听其言而观其行”，张之洞的严格“自律”，不仅表现在他的自我总结中——“臣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植生产自励，他无所恋”，并且更是体现在他的实际行动中。据《大清畿辅先哲传·张之洞传》，张之洞死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其清廉可见一斑。

　　或许，有人会说，怕是张之洞无有机会捞钱，故而才致“家无一钱”。此言差矣！须知道，他办洋务的那些年，处理的要务就是被人视为“油水十足”的修码头、铺铁路、办铁厂煤矿、造枪炮子弹和轮船以及兴办各类学校。其时，若位高权重的张之洞稍有邪念，来个“四处伸手”“全面开花”，当能赚个盆满钵满。然而，张之洞不愿不能，自然至死其也无怨无悔。

　　更让后人感佩的是，晚清正是张之洞所描述的“许多同僚贪污受贿、敛钱敛财，一派乌烟瘴气”之时，可同朝为官的张之洞，竟“出淤泥而不染”，如此严以“自律”。这是何等的清廉、何等的襟怀呀！

　　如果说，张之洞遗折的前半部分说的是自己因“自律”而问心无愧的话，那么，遗折的后半部分，则说的是他对“国步维艰”和世风日下的官场风气的深切忧虑，以及对朝廷及其皇上的“建议”。然而，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建议”，倒不如说是一种“律他”。虽说，张之洞的话说得很婉转，一个“愿”字只是代表张之洞的一种希望和心愿而已，然而，细细品味这短短的22个字，可谓字字振聋发聩，句句掷地有声。透过字面，这还仅仅是一个曾经的朝廷重臣、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臣对朝廷及其皇上的“建议”与“请求”吗？

　　是啊，联系晚清官场风气，张之洞之“愿”更多是对朝廷及其皇上的一种婉转的指责和批评、引导和鞭策，或者说，是一种极其严肃顶真的“律他”行为。尽管向朝廷和皇上直谏，有时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然而，对一个不久就将离开人世的老臣而言，他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

　　张之洞之所以“口无遮拦”，敢于直谏，除了其骨子里的那袭忠心耿耿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保皇思想”在起作用而外，另一个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的严格“自律”。正是这份“自律”，给了他“律他”的充沛底气，因而敢于对朝廷及其皇上“较真”。

　　古为今鉴，当下我们也有个别领导干部平日很少以至不敢去“律他”。为什么？是因为个别领导干部缺乏“自律”的底气。有些领导干部台上廉政报告作得头头是道，台下却到处伸手、来者不拒，这样的领导干部若对干部和群众提出“律他”要求，谁还会去听他？若有人反唇相讥，他除了钻地洞，又能如之奈何？从各地对一些贪官的查处情况看，有的贪官就连身边的家人、亲属、司机、秘书都管不住，遑论管下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些贪官首先管不住自己。

　　作为领导干部，“自律”是重要的，但“律他”也必不可少，这不仅因为“律他”是由“自律”而来，更因为“律他”是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哪怕有时面对个别同志有了小缺点，犯了小错误，我们扯个“袖子”、拍个“肩膀”，也是出于对一个同志真诚的关心和爱护。“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若能从小处、细微处开始“律他”，那么，有的同志就能避免犯大的错误。

　　在新加坡，反贪污法规定，“被贿赂的公职人员有权（这种权利或权力实质上也是一种义务）逮捕向他行贿的人，将后者扭送到最近的警察局，否则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他将被视为犯罪，并处以５００美元以下的罚款或６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或两者并罚”。显然，这是更大意义上、更高级别上的“律他”行为，且因其法制的强制性，更能彰显其在打击行贿和受贿行为中的特殊效用。

　　想起了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被纳粹杀害前，留下的一段发人深省的遗言：“当他们屠杀犹太人时，我没有做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屠杀基督徒时，我没有做声，因为我不是基督徒；当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后来他们要杀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做声了……”是的，面对干部队伍中出现的错误言行，我们必须加强“律他”力度，旗帜鲜明地敢于“亮剑”。否则，“保持一团和气”“大家做好好先生”，不敢批评人，不敢得罪人，那么，我们就难以避免类似马丁尼·莫拉所描述的“追悔莫及”。

　　“自律”也好，“律他”也罢，归根结底，是一种“担当”精神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因为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生态，必能凝心聚力，鼓舞士气。只是，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每一个从政者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高度自觉的“担当”意识。而增强“担当”意识，则依仗每一个从政者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同时树立起高度自觉的“自律”意识和“律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