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与同事一起在食堂吃早餐。同事78级，我77级。早餐很丰盛，不由自主感慨，童年时代如也有如此早餐，现应该不会这么矮个。我用手在头上比划，意思是可增高好几厘米，同事很有同感。

　　同事说，他是直到大学才开始吃饱。同事家在浙中山区，是有名的贫困地区。他说高中时，三四月份青黄不接，每周靠爷爷打工补贴的2.4斤米，对付那6天的一日三餐。我想起来了，浙大一位现任帅哥副校长，16岁进大学时1.5米左右，学校伙食使他长高20多厘米。

　　我提醒同事，还有番薯啊。他说是的，那些番薯也不去皮，就放在饭盒里去蒸，饭盒盖子根本就盖不住。还有一些玉米粉。

　　我少年时代在宁波并不至于如此艰难。但我妈有时会在月底，要我到居民区互助储金会借10元钱。同班一位女同学恰巧是管钱人邻居，成绩与我并列班级前茅。那管钱人似乎总不在家，等钱的时候，害怕被女同学看到的那种窘迫，真的令我这个小小男儿异常难受。

　　我们两人的经历绝不是最困顿的。不久前读华为老总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真心感受到了生活之困苦、心灵之煎熬。任总说，他就是靠着妈妈偷偷塞给他的小玉米饼考上大学的。

　　就我们个人而言，这近40年，经历了从贫穷到小康的根本变化。虽还有相当一些人，物质生活改变较少，甚至比较贫穷，但这决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在总体上无巨大物质进步。

　　导致这一快速发展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放”字颇为关键。不再抑制千百万穷极了的人民的创造性活力，不再阻碍摆脱了土地束缚的农民蜂拥般地去东南沿海寻找活路，不再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配置，不再限制对于境外实用先进工艺装备的大规模引进。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这四方面无疑是最重要的。中国经济就像是一个被压紧了的弹簧，一旦压力消失，那种快速发展就是外星人也挡不住。

　　谦恭地对待这一段快速发展。我们无非是在一个迫不得已的准确时间里，干了一些原本就应该干的正确事情。一个“放”字活跃了经济，重新回到了准确的发展轨道上；一个“放”字活跃了社会，搬掉了长期压在人民身上的各种禁锢；一个“放”字活跃了区域经济，形成地区间的积极竞争。我们的改革主要是回归传统，重新敬畏企业家们的创业创新，敬畏一大批基层干部的敢闯敢干，敬畏两亿农民工的巨大贡献，敬畏人类长期累积的科学技术的神奇力量。

　　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快速发展，我们这个社会并未作好充分心理准备，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或是陶醉于神奇的快速发展，夸大主观努力，忽略客观作用；或觉得得来全不费功夫，忘记了其中的一丝一缕均是极其艰辛；或高估物质发展，以至于颐指气使、忘乎所以。更可气的是，极少数人忘了出发之路，忘了过去艰难，不仅不再与时俱进，反而喋喋不休地想重蹈覆辙。

　　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仍是整体建立在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基础之上。《人类简史》作者、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书里直言不讳指出，“就算是今天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可能即将回归霸主地位，基础仍然是欧洲的生产和金融模式。”如2015年，全国进口集成电路2307亿美元，那些高大上的中国制造，或许大都有着一颗进口的“心”。

　　而且，长期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的三大要素，当下均在弱化之中。企业家们的创造性活力正在衰减，劳动年龄人口正在减少，进口工艺装备边际效益递减。

　　严重问题将在10余年后。当中国人均GDP由2015年按现行汇率计算占美国1/7，按PPP计算占美国1/4，逐渐向美国发展水平接近后，舶来的动力就会逐渐减弱。到那时，就不可能再有人卖给我们那些就国内而言的最新技术。到那时，中国发展主要将依靠自主创新，我们有准备好吗？

　　如果不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加快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不进一步激发各方面的活力，把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吸引在国内，并极大地激发其活力，中国就真的很有可能再次落后。

　　一句话，我们要谦恭地对待这个时代，发自内心地敬畏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