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开启了大规模党内制度体系建设进程，初步建成了比较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基本形成了法治型政党治理结构，这将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政治学会最近于杭州召开的“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学术研讨会上，20多位中国政治学界权威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报今撷取他们的主要观点。

从科学性和完备性入手

提高制度有效性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制度反腐有效与否，关键在于能否形成权力制约和监督闭环。这个闭环主要是授权、限权、建构责任体制、权力透明化、加强监督、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其中授权与限权是最为关键的。

　　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浦兴祖：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应该有反腐败法和其他配套法律，如财产公开而非单纯申报的法律。同时要防止“重监督、轻分权”，把有效的监督建立在合理的权力配置基础上。

　　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廉政治理不仅要分权治理，也要分类治理。行政生产行为强调效率，需要集权；行政分配行为强调公平，需要民主监督。廉政治理要形成监督控权与制约控权两种不同的治理机制。

　　苏州大学沈荣华教授：权力清单改革必须完善问责机制，构建网状交叉问题循环系统，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和代议机关间相互问责、代议机关和权力清单制定者间相互问责、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间相互问责、代议机关和执政党间相互问责。

基于问题导向

寻找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

　　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李慎明：制度的有效性，在于其能有效地解决当前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特别是针对一些高级干部出现的一系列完全不符合党章规定、违反党的宗旨、背离党性要求的问题，不断完善规范和健全相关制度。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杨海蛟：制约公共权力，尤其是制约公共权力的首要主体“一把手”，增强权力监督的针对性。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严治权。按照权责对等思路科学配置权力，逐步消除权大责小或权小责大，是从严治权的根本之策。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周光辉：未来可在领导财产公开制度建设方面有所推进，把内部控制外部化，从根本制度上遏制腐败的发生。

选准进一步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领域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张献生：执政党有政治生态问题，民主党派也有政治生态问题，要研究如何使两个政治生态契合起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中，净化、优化、重构是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包心鉴：净化适用于破，主要是破除党内的潜规则；优化侧重于立，主要是进一步提升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建设；重构指向于改，主要是在某些领域、范围内重构党内政治生态。要重点明确四个方面的任务：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切实推进党务公开；处理好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的关系；把“党管干部”和“民管干部”有机统一起来。

　　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教授：全面从严治党要抓住三大重点：一是形成依规治党的工作执行体系和严密监督体系；二是深入发展党内民主，推行党务公开，搞好党内中层基层干部的民主选举；三是继续光大群众路线，定期进行民意测验，切实改进工作。

　　中央党校沈传亮教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治理基层腐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中山大学倪星教授：必须重视基层腐败和日常执法不公等问题，重点是严惩“蚁贪”。

深刻把握

全面从严治党的辩证法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王浦劬：全面从严治党涉及三个基本命题，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何要特别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要治理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治理这样的党，这是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涉及众多机制、环节和要素，需要全面、系统、辩证地进行顶层设计。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高建：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于掌握好辩证法，把握好若干方面的有机结合。特别要注重两个结合，即党内治理与依法治国如何结合、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如何结合的问题。

　　浙江省政治学会副会长何显明：党内监督是第一位的、最基本的，同时要以党内监督带动其它监督，不断完善监督体系。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房宁：反腐倡廉必须多管齐下，既需要上级特别是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也需要高压反腐和规范政府的行为，还应给公务员群体一个稳定的职业预期。

　　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制度反腐要注意强制力的大小问题，要注意执行力的强弱问题，必须明确具体的判定标准、问责手段等。

　　上海政治学会会长桑玉成：当前一些党组织以消极态度应对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主要是因为“权宜之计”的错误认知还占主导地位，没有真正理解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