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何谓“大人”？为何需要“大人”？如何造就“大人”？是中华民族无数先贤念兹在兹的大哉问。

　　170年前，乾嘉后的大清已显衰相，恰逢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而“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一位已做了7年京官的36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兼文渊阁直阁事，挥笔写就《原才》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风俗之于人心也，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这位京官，叫曾国藩。年代与《原才》大致相仿，亦有朱琦撰《名实说》、马福安撰《大人论》，循名责实，痛斥乡愿乡曲之伪，痛陈德不配位之害。

　　在曾文正《原才》问世整整800年前，国史上另一位最具盛名的“文正”写下了流颂千古的《岳阳楼记》。这一名篇结尾发出了神往“古仁人”而又苦于“微斯人”的千古一叹——“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这位文正，叫范仲淹。曾文正《原才》所开药方——由“贤且智”而能“以仁义倡”的“一二人”“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颇可构成对范文正“大人”（“古仁人”）之问的跨时空解答。

　　在曾文正《原才》问世约80年后，执教于清华学校研究院的一位55岁的先生，携一众弟子于北平之北海，“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遂有《北海谈话记》。盛赞“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这位学佬，叫梁启超。作为曾国藩的脑残粉，梁曾如是表白心迹：“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在梁氏心中，曾国藩无疑是顶天立地的“大人”。

　　《北海谈话记》至可宝贵者，当属梁任公仿照顾炎武笔法，对曾氏之后国朝风行俗变每况愈下的阐发，痛斥李鸿章“以功名为本位”，袁世凯“以富贵为本位”，“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已”。

　　梁氏的眼光确有独到之处：“大人”者，以仁义为重，以功名富贵为轻；“大人”者，群而不党，但必有其群；“大人”之群，必不仅是一个“利益”的集团，更应是一个“主义”的共同体！可惜，梁任公漠视或低估了当时正处困厄之中的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擎“思想建党”的火炬，砥砺心性，浴火而生；更在建政后明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志业，赋予“党”字前无古人的“公天下”崭新意涵。共产党的心之力，与人民群众琴瑟和鸣，激荡出沉睡千年、举世皆惊的“中国人的志气”！赓续包括“大人”论说在内的中华道统并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广阔的阐发空间。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之人，其天爵有赖于洞悉天道、替天行道，以致立心、立命、继绝学而开太平！其天宪有赖于深植大地、炽燃地火，深察民视、民听、明明德而近乎圣！是之谓新“大人”的天命。

　　“公”之所系，绝非点滴琐屑偏狭的一人一事一时一地一行业一单位一部门一亩三分地，而是宏宏天下芸芸苍生。儒家传统的“大人”，既是“道学政”的统一体，亦是“志量识”的统一体。纤云弄巧之“权术”不及纯然无杂之“心术”；勾心斗角之“阴谋”难当光明磊落之“阳谋”。诚如王船山所言：“夫人志如其量，量如其识。君子上溯千古，俯观当代，有所作为，有不屑为，其量大，其识宏也。”

　　何谓“大人”？“大人”是得位的君子，君子是潜在的“大人”；人人皆可为君子，人人皆可成“大人”；古往今来，不绝“大人”，东海西海，皆存“大人”；欲求“大国”之崛起，不可一日无“大人”，端赖累世有“大人”。“大人”，是明心见性、开物成务之人；“大人”，是自觉觉他、自度度人之人；“大人”，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人；“大人”，是包藏宇宙、吞吐天地之人；“大人”，是内得于心、外得于人之人；“大人”，是内圣外王、秀外慧中之人；“大人”，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之人（王阳明）；“大人”，是“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鲁迅）；“大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

　　宜先忧患于天下，莫恨晨光之熹微。此心光明，心心相映，民族和时代就绝不会阴暗。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