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费孝通终其一生都在探究和追问一个根本问题，即在现代化进程中怎样找到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契合点，并最终迈向一个美好社会。他认为“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虔诚地守护着脚下的土地，也忠实地维系着向土里讨生活的传统。生于斯，长于斯，一代又一代人聚村而居，从容地摸熟身边每个人的生活，每件事的规律，每样物的性格。土里，最终长出了光荣的历史。

　　也就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工业和商业文明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改造力量。城市的空间越来越开阔，而乡村的机遇越来越荒芜。固守脚下的土地，逐渐难以让农民安身立命。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踏上了前往城市的路程。

　　而从季伟平们的经历中，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种让人惊喜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以一种更加自觉的方式回归农村，在这里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回归的思想根源在于，历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急剧扩张之后，眼下的乡村建设热潮，开始从很大程度上抛弃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形成了一种后现代语境内的“新乡村主义”。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乡土，思考农业文明。乡村也不再是被启蒙、被改造的对象，而是正在被寻回的精神根源。

　　回归者中，除了许多像季伟平这样的传统农人外，更引人注目的是大量新农人的加入。有人将后者的回归比喻为“新知青”的上山下乡。

　　不同于半个世纪以前、为着不同原因选择下乡务农的年轻人，“新知青”们不仅具有更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和一定的资本积累，其态度也更加积极主动，充满创造激情。在这一过程中，人与土地、农业与食物、自然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被悄然改变，由对立转变为和解，并朝着和谐相处的目标大步迈进。

　　如果说，新乡村主义是回归的内在因素，其外在推动力，则是来自于城里人对于乡村“第三空间”的需求。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生长出来的大量城市中产阶层，急于寻找一个暂时逃离于办公室与家庭之外的“第三空间”，更贴近自然、贴近人的情感的乡村，成了他们摆脱眼前桎梏的最佳目的地。

　　这样的乡村，绝不是重回凋敝破败的原生态乡村。它必须具备城市里所具备的便利的生活条件、各种基础设施，与城市的距离也不宜太远，一般以驾车3小时以内到达为宜。有人曾寓言，谁抢先一步认识到这种需求，把乡村打造成第三空间，谁就能赢得市场。

　　在浙江，先行者已有不少。德清莫干山上的洋家乐便是典型代表。随后，各类民宿和农家乐在浙江乡土中遍地开花，农村电商、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业态逐步兴起。乡村，正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资本和人才。

　　更加令人振奋的，是来自于长期以来中央持续释放的重农强农信号。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12月19日至20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而自去年12月我国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办法破冰而出，全国新农业现代化规划落地生根，保生态减消耗绿色增产初见成效，全年1000万人口的脱贫任务有望超额完成，脱贫攻坚实现良好开局。农民生活不断提高、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农业结构更顺更优。

　　当曾经出走的“云和师傅”们回过头来，再以市场的眼光重新审视乡村，绿水青山、生态农产品、古村落、农耕文化等等被遮蔽的价值终于开始显现出来。返乡、回村，投身乡村建设，以季伟平为代表的“云和师傅”们的回归，是感知到乡村新机遇后做出的行动。而他们的实践，同时也在为乡村提供发展的新动能。例如，将几间老房子改成民宿，就有可能创造出停留的空间，解决农民就业，改变乡村的风貌。

　　尽管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成功的样本必然会凝聚更多的关注，终将重现乡土的价值和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