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文化回归的思潮之中，王阳明心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令人瞩目的一种文化现象，实际上就最为直接地体现了要通过精神世界的重建来为现实人生重新确立意义与价值的时代要求。的确，阳明心学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对于今日重建文化自信，重续传统而反本开新，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立志与人生意义的自我建立

　　王阳明的一生坎坷多难，可谓经磨历劫；所学极博，融贯儒道佛学；才能卓异，善于兵谋作战；而思想超拔，集中国心学之大成。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他是伟大的哲学家，其心学思想的传播直接改变了明代中叶以后全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格局；他是伟大的军事家，其军事实绩直接改变了明王朝的历史命运；他是心怀天下的政治家，卓有正己而物正、修己以安人的治理才能。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古今完人”，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真三不朽”。他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巨的人物之一。

　　王阳明12岁始入塾读书，开始接受体制化的学校教育，一天他问老师：“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老师说：“读书登第，是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说：“登第恐怕不能算是第一等事，只有读书做圣人，才能算是人生第一等事吧！”为了实现“圣人”理想，他15岁曾独自去考察居庸三关，并对相关地理状况、道路交通、民情风俗做了细致记录，同时向关外的少数民族青年学习骑马射箭之术；16岁读朱熹之书，读到“格物致知”之说，他就立即去“穷格”院子里的竹子，试图还原出竹子中所包含的“天理”；18岁去南昌结婚，结果遇到铁柱宫的道士，与之“谈养生”，以至于耽误了婚礼；从18岁到30岁期间，他无所不学，学诗文、学兵法、学佛教、学道教。王阳明的所有这一切“学”，皆与常人有所不同，他总是把“学”与“习”融合到一起，更强调通过“习”来推进、深化所“学”的内容，又把“学”重新落实到生活的实践之中。28岁他考中进士，34岁最终确立了儒学的根本志向，从此不再稍有改变。实际上，正是经过如此这般的泛观博览以及多方面才能的历练，他才终究能够为他未来的圣人事业奠定基础。

　　从王阳明34岁以前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是“立志”。12岁立志做圣人，以“读书做圣人”为“人生第一等事”，正因有此志向，他后来的全部所“学”所“习”，才实际上成为其圣人之志的实践方式。阳明后来讲学，首以“立志”为说，强调“立志贵专一”，“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这里的意思非常清楚，一个人要取得事业的成功，必须要以“立志”为先务，心志所在，加以力行，事业方有成功的可能。我们之所以去做一件事，其实是为了实现我们心中的一种想法，或者是要达成某种目的。心灵状态、心中所怀想的目的，事实上决定了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心志高洁，行为就会光明磊落；心志卑污，行为必然窳陋委琐。王阳明说“立志而圣则圣，立志而贤则贤”，讲的就是这一普通道理。如果以圣贤为榜样，立志成为圣贤，那么这一圣贤的志向就会主导行为，我们实际上就是与圣贤为伍。“立志”就是确立人生目标，为自己的生命建立起一个座标体系的原点，使我们不至于在生命道路中迷失方向。如志向不立，我们就会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东漂西荡，茫茫然无所底止，还谈何生命的意义？古人所谓“安身立命”，原是要我们主动地、自觉地建立起自己身命得以安立的基础，有了这一基础，我们才成为一个有“根基”的人，人生才可能实现其全部意义与价值。王阳明讲“立志”，就是要建立自我安身立命的根基，建立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基础，在哲学上说，就是要实现主体性的自我建立，这样我们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

“龙场悟道”与生命本质的洞达

　　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35岁，是他生命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由于太监刘瑾用事，迫害朝中正直大臣，致使朝中一片乌烟瘴气，甚至把敢于对朝政提出批评的给事中戴铣投进了锦衣狱，为伸张正义，王阳明不顾个人安危，上书挽救戴铣，并对朝廷政治提出了激烈非难，结果遭受廷杖，又被投下死牢；大难不死，被发配为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驿丞。

　　王阳明在龙场所经受的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这里无法备述。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种种磨难，王阳明都亲身经历了，他的确把这样一种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当作“动心忍性”之地，并终究实现了其生命境界的本质转进。一切世俗的名誉、地位、利益、纷华，在“生存还是死亡”成为生活唯一主题的关口，都显得极其苍白而无有意义，王阳明也早就把它们置之度外了，心中挥之不去的只有一点：如圣人处在与我今日同样的境遇之中，圣人将如何行动？他找到了答案：原来圣人之道，不在天，不在地，不在天地万物，而是本来就完满地具备于每个人自己的“本心”之中的，所以他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自己的“本心”，原本就是“道”，原本就包含着天下一切万物的本原道理，所以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这一点的透彻领悟，被称为“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使王阳明全然摆脱了生命对于一切“外物”的纠缠，而真实体悟到了生命本质的自由。“心即理”的简炼概括，则为其全部哲学思想确立了根本的理论基础。按照这一观点，我们的“本心”与代表了宇宙生命秩序全体的天道，原来是相互同一的，如果天下一切万物的存在都是统一于天道的，那么在“心即理”的观点之下，天下一切万物就都统一于“本心”了。因此，“本心”实质上是无限量的，凡是不懂得这一道理，自以为心仅仅是局限于自体的，实质上都是把自己看小了，而能不断突破自我的局限，把“心即理”的全量，也即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实现出来，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天地间的“圣人”。

　　在某种意义上，“心即理”就是王阳明的信仰。在他看来，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根本上就在于圣人能够把等同于天道的“本心”完全地、毫无遗余地体现到日常生活的全部实践之中。如果我们要想成为圣人，那么就必须把“心即理”这一信仰转变为现实的行动，否则信仰就会毫无意义。正由于这一缘故，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不久，贵州的教育官员席书先生来请阳明给贵阳书院的学生讲学，他就开始宣讲“知行合一”这一他的独创理论了。

　　在王阳明的全部学说之中，“知行合一”是相当重要的，他自己曾把它称为“立言宗旨”。“知行合一”的最简单理解，就是强调“知”“行”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过程所体现出来的两个面相而已，所以把“知”“行”相互割裂开来，认为要先“知”一件事，然后才能去做这件事，这种流行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就会导致只知不行，甚至以知代行的严重弊病。王阳明强调，要真实地“知”一件事，必须诉诸“行”才有可能；而“知”也只有在被表达为行动时，才体现了“知”的真实性，行动即是“知”的完成形态，所以他说：“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我们“知”一件事，到了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地步，就是“行”；我们“行”一件事，到了清清楚楚、一丝不乱的地步，就是“知”，所以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这一“知行合一”的观点，严厉批判了把“知”“行”相互割裂所造成的身心分裂之弊，严厉批判了把信仰、信念、理想停留于口头而不付诸实践所造成的虚浮夸饰之弊，而特别强调了行动的重要性，强调了实践对于知识的重要性。任何知识、信仰、信念、理想，只有被切实地转换为现实行动，落实于生活的具体实践，才在现实性上呈现出其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因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不仅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格，并且本质上即是一种实践哲学。

江西平盗与“知行合一”的亲身实践

　　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朝廷任命他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军旅生涯。朝廷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平定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四省毗连区域的寇盗。

　　从正德十二年到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分别进行了三场大规模的战役，我把它们概括为“漳南战役”“横水桶冈战役”“浰头战役”，有效肃清了四省毗连区域为害多年的寇盗。而每一战役结束，王阳明都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百姓生活与生产秩序的恢复重建，同时又为地方未来的长治久安殚精竭虑。他强调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盗贼”，原本都是良民，他们之所以成为“盗贼”，或因朝廷刻剥过度，或教化未洽，善心未萌，所以强化道德教育以唤起民众的善良之心，加强政治管理以杜绝民众的啸聚山林，减轻赋税负担以使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实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方略。

　　正德十四年（1519），王阳明奉朝廷命令从赣州前往福建处理军内事务，到达南昌外围的丰城县，闻知宁王朱宸濠已于十四日拥兵十万谋反。王阳明完全清楚，这一突发的重大政治事件，完全有可能断送明王朝的政治命运。他摆脱了朱宸濠派来的追兵，果断返回赣州，重新集结队伍，起兵“勤王”。在极为仓促急迫的情况之下，王阳明竟能“以万余乌合之众，而破强寇十万之兵”。在他的周密部署之下，朱宸濠预备了十数年的谋反事件，虽拥兵十万之众，到七月二十八日即全军覆没，前后不过四十三天。

　　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王阳明却受到诬陷与诽谤，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不白之冤。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王阳明反求诸己，进一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他的“知行合一”之说。正德十五年，他提出“致良知”说，成为其思想的又一典范性表述。

　　由“知行合一”到“致良知”，代表了阳明思想的发展与完善。“致良知”的“致”，实际上也即是“行”的意思，不过它更加强调了由内而外的、由内在本心而向外推展的实践过程。“知”的内涵则获得了进一步深化，不只是“知识”，而转变成了人人本有的内在“良知”。因此从根本意思上来说，“致良知”所强调的仍然是“知行合一”，在这一意思上，“致良知”也可以被认为是“知行合一”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王阳明强调：“良知”是人人本有的，它就是“天命之性”，是天道在人的存在，因此也就成为人的存在本质，所以也称之为“本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知，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但问题恰好在于人人并不见得都能真切地意识到自己良知的存在，更难以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地、自觉地把自己的良知实现出来。正因为不能“致良知”，实际上才造成我们的身心分裂、人格撕裂，生命的整全意义无法得到真实体现。因此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是保持人格健全统一的根本方法，也是实现自我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根本方法。“致良知”即要求我们把有得于天道的内在本质、我们的“本心”，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真实地呈现出来，这样，凡我们与之相交往的一切事物，就必然能够还归到它们自身的本然真实状态，从而使事事物物皆得其正。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良知既然“即是天理”，那么良知就必然具有公共性，也就是良知本身实际上并不存在个体的差异性。正因为“良知即是天理”，所以在价值意义上说，良知本身是超越于任何作为相对价值的善恶的，王阳明用“无善无恶心之体”来标示良知本体的这种价值超越性。良知本体为什么“无善无恶”或超越于善恶呢？因为“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之所同具者也”。良知的“中”“公”，是它作为终极存在之本体的自身规定性。“中”必至正，“公”必无私，所以良知本体虽然“无善无恶”，但良知所实现的经验价值却必然是善的；具体事上不能“致良知”而私意掺杂，在现实性上则必然是恶的。良知的“中公”，即是大中至正、廓然大公，是为善本身或最高善，所以王阳明也说：“无善无恶，是谓至善。”故良知即是绝对的价值本体。在这一意义上论“致良知”，实际上就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处理任何事务的时候，都要面向事情本身，实事求是，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不把自己的任何私心私意掺杂其中，而得出合乎事情本身的真实判断，是即为善。大中至正，即是正义，因此“致良知”的现实意义，就可以归结为现实性上的正义实现。

　　总督两广与生命的最后岁月

　　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朱厚照驾崩，世宗即位，次年即为嘉靖元年（1522）。虽然朱宸濠已经被诛，朝廷已开“新政”，但王阳明所蒙受的诬陷与诽谤并未昭雪。在此后的六年之中，王阳明在家乡绍兴专注于“致良知”说的宣讲，其学说不胫而走，传播迅速。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接闻“良知”之说者，莫不心目俱醒，如拨云雾而见白日。阳明心学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整体格局及其发展方向，绍兴则成为阳明心学最后成熟与完善之地，也是阳明心学传播的首善之区。

　　而在嘉靖六年（1527），朝廷忽又诏书数下，命王阳明为两广总督，前往广西思恩、田州平定地方“叛乱”。王阳明到广西后，经过多方面事实的切实了解，认为思恩、田州并不存在“叛乱”事实，而是朝廷本来就处置失当，理应改正。他未用一兵一卒，和平解决了问题。而此同时，当他了解到八寨、断藤峡一带活跃着大量的地方武装之后，虽未有朝廷成命，发起了对八寨、断藤峡的征剿，不数月间，两地的地方武装即被迅速荡灭。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地名“青龙铺”地方，享年五十七岁。临终之际所留下的遗言，却只有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朝中宵小对他的诬陷诽谤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就在他去世之后，朝廷剥夺了原于正德十六年授给他的“新建伯”爵位，他的学说被诋为“伪学”而加以禁止，他去世时，朝廷没有给予谥号，未有任何恤典。直到隆庆元年（1567），才最终给予平反昭雪，追谥“文成”。

　　阳明先生的一生，是“知行合一”的一生，是“致良知”的一生，是用生命实践其圣人理想的一生，是用圣人理想支撑起其全部生命的一生。他所倡导的“致良知”学说，集中国心学思想之大成，既为个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建立了本原性基础，也为现实生命境界的开展预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人的现实生存总是在与人物、事物的交往过程之中来实现的，是否能够把自己的本心通过切实的实践工夫展现出来，即决定了生存本身是否具有终极的真实性，也决定了生存本身是否具有终极意义与价值。在王阳明看来，切实地“致良知”，将“良知”本体落实到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之中，即是真实的生命展开其真实意义与价值的过程。凡我们与之相交往的人物、事物，如果我们视之为生命的对象，那么实际上他们就已经被我的良知所涵摄，因此是与我同体的。“致良知”的实践，作为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实际上也正是不断地把所谓“外物”纳入自己良知的统摄之中，最终实现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则我们的生命自然就转进于一个无限光大高明的神圣境域，生存的意义与价值也自然实现了其应有的崇高。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一任耳目感官之情识，“跟着感觉走”，不施反思之功，唯外物之是徇，唯利欲之是图，唯私心之是用，那么良知就必被遮蔽而无由开显，生命就必然因失去其主宰而漂移于暗昧的沉沦之中，如此流而不返，便终将不复能求之于人道之域。

　　【作者为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