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由于其实时性、直观性、互动性等特点，近两年得到了井喷式增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而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达到3.25亿，占网民总体的45.8%，高峰时段更是有三四千个直播“房间”同时在线。

　　在高速发展的网络直播背后，可以发现网络直播乱象丛生。提供直播平台服务的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内容上出现传播色情、暴力、谣言、诈骗等信息，甚至存在色情表演、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跨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严重破坏网络生态。有的直播平台缺乏相关资质，违规开展各类新闻信息直播。

　　网络直播在过去几年内的盈利状况吸引了大批企业进场布局，同质化竞争严重。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直播的发展，全民直播、草根直播涌现，资本的进入更是助推了网络直播市场的发展。而政府的监管也由松到紧，从单一部门到多部门联合，在2016年呈现高压态势，文化部、公安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网信办先后出台一系列管理规定，规范网络直播业务，促进网络直播平台的健康发展。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即便出台了各类规范性文件，对于网络直播的规制仍显得不足，还需要从主播、内容、监管、政策等方面加强管理和协调。

　　首先，探索注册制的行业管理模式，对主播进行管理和监督。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型的网络形态，发展迅速，参与人员多元并富于变化。在自媒体的网络环境中，主播包括直播中的个人高度媒体化，凭“一个身份证、一个账号”就可以成为主播，未设置必要的准入条件。因此，应当对各类主播的媒体素养进行专业培训，包括最基本的法律培训，通过注册制，对主播进行规范管理。

　　其次，对网络直播的内容进行管控和监督。现有的网络直播内容涉及教育、体育、新闻、娱乐、游戏、公益、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受众也越来越显得专业、专注。作为政府监管部门，应当根据网络直播的内容和专业性设置不同的准入条件和管控措施，如对于受众为青少年的，内容上应当具有正确的导向和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理念，对进入直播平台的观众进行分类管理和限制，根据内容设置不同级别不同类别的直播等级，给予不同的权限和监管要求。

　　再次，加大网络直播的监管合力。网络直播管理涉及文化、公安、新闻、网信办、“扫黄打非”办公室等多个不同部门，各自执法的权限、范围及侧重点都有所不同，有的针对经营资质，有的针对直播内容，有的针对具体的违法犯罪行为。今年上半年各部门的专项整治行动取得的成果，证明了建立有效的协调联合执法机制的必要性与有效性。此次出台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了网络直播主体应当建立的各项制度，也赋予国家和各地网信办对直播服务内容的监督管理执法职责，确立了黑名单制度的层级报告制度，但对于各部门各司其职、联合管理的协调执法机制却未能提及。网络空间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各部门必须形成监管合力，有效地管控和规制网络直播行为。

　　最后，协调好网络直播的政策文件。约束互联网行为的文件繁多，但缺乏统一的高层级法律规定。目前，从2000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一直到2016年国家网信办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十多部法规，多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没有统一涉及网络直播或网络经营行为的法律。即使在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也只是明确了政府主管部门、网络运营者和使用者对于维护网络安全和良好环境的义务，主要涉及网络的安全、数据的管理，对于网络直播行为的整治与规范较少涉及。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的生活节奏和交流方式，网络直播更使得人们之间的交流变得透明、直接，规范网络直播行为，有效培育和促进行业的良性循环，使其不断走向专业化、精致化，才能真正维护好互联网的良好生态。

　　【作者单位：浙江警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