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浦江诗词文化迎来了新的复兴：成功创建“中华诗词之乡”；月泉书院遗址公园建设列入县重点工程，举行纪念月泉疏浚900周年暨月泉书院重建奠基仪式；全省诗教工作推进会在浦江召开，同时举行“浦江诗词现象”研讨会；开展纪念“月泉吟社”成立730周年全国征诗等。其中，成功创建“中华诗词之乡”和月泉书院重建，尤其有意义。

　　说起浦江诗词文化，从北宋开始就蔚为大观。据现有的史料记载，浦江的诗词文化，最早当推北宋的于房父子。于房家居浦江左溪山下，于房的《游左溪齐云阁》五言一首辑入《金华诗录》后，陆续又出现了方凤等一些颇具影响的诗人。进入元代，以吴渭邀方凤、谢翱、吴思齐首创“月泉吟社”并开展征诗起，一时间，使浦江成为江南诗词文化交流的中心。《月泉吟社诗》的刊行，又将诗词文化推上一个高潮。此后，浦江涌现出了处士黄景昌、翰林待制柳贯、渊颖吴莱等诗人，三人都承方凤之学，并受谢翱、吴思齐的影响，为元代文学大家。除此之外，由明至清初涌现出了诸如郑义门麟溪郑氏、浦阳龙溪张氏、梅江龙池倪氏等一大批诗人。麟溪郑氏的代表人物中，郑榦被明成祖朱棣誉为“诗伯第一”。此外，还有康熙年间东渡日本的蒋兴俦，《日本琴史》称“中国琴学盛于日本，实师之功”，此人工诗文，善书画，精篆刻，擅长音乐，是集诗书画印乐于一身的传奇人物。

　　清代期间，是浦江诗社、诗人发展的繁盛时期。主要表现在：一是民间诗社的兴起，受月泉吟社的影响，浦江的民间诗社兴起。清初康熙年间，东乡嵩溪村徐敬臣的“嵩溪诗社”，郑义门的玄鹿吟社、黄宅的古城诗社、柳贯祖地的柳溪诗社等先后创建成立，使浦江诗词的发展又一次走向高潮。二是诗人层出不穷，浦阳文坛沛为风尚，一时佳篇迭呈。三是编辑刊行《浦阳诗录》，由义门郑楙编纂，全书共二十二卷续编一卷，共收浦江历代诗人339人，诗歌1112首。经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研究发现，诗录中有8位宋代诗人的20首诗为《全宋诗》所失收，有13位元代诗人的70首诗为《全元诗》所失收，《浦阳历朝诗录》的文献价值由此得以确证。民国时期，白话文迅速兴起并成为主宰地位，加之其他历史原因，以诗词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一度受挫。不过民国时期出现的徐天许、吴茀之等，皆属于诗书画兼备的名家，成为“诗画浦江”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后，浦江诗词的发展更迎来了新的春天。

　　1986年重阳节，以诗词书画为主的“嵩溪学社”率先成立，编辑出版《嵩溪诗文集》，诗学在嵩溪村再次复兴。1989年端阳节，“仙华诗社”成立，有诗友33人，由著名作家冰心题名的《仙华诗词》（后改为《仙华吟草》刊行）。随后，玄鹿吟社、月泉学社、柳溪诗社、古城诗社（黄宅）等相继成立，既传承了祖先的诗词遗风，又吸收了新生力量，使诗词之风在丰安大地上又热闹盛行起来。

　　2002年，以仙华诗社社长傅明夫为首的一批诗词热心人，率先在平安中心小学开展校园诗教活动，传统诗词文化的生命力，就像星星之火一样在浦江的校园燎原。2010年春，浦江县成立创建浙江省诗词之乡工作领导小组，提出诗教“五进”（即进校园、进农村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景区）。同年底，经省诗词楹联学会考核评审，命名浦江县为浙江省诗词之乡。在省领导的鼓励下，全县还掀起了创建“中华诗词之乡”的热潮，并于2011年底通过了中华诗词学会的考察评估，被命名为“中华诗词之乡”。

　　浦江农民赛诗会，原是作为创建中华诗词之乡而精心准备的，赛诗会的地点也选在有诗词文化历史和传承的嵩溪村进行。赛诗会那天，整个村像过节一样，男女老少都挤拥到村东头的徐氏宗祠古戏台前。此后确定每年一届举办农民赛诗会，至2015年，共举办五届农民赛诗会，还承办金华市首届农民赛诗会。《新闻联播》曾以“各地喜迎十八大”为题报道了浦江农民赛诗会的盛况。农民诗人上了中央台，引起了浦江各界特别是农民诗人的极大震动，加上各级媒体宣传，促进了诗词文化在浦江的普及和推广。

　　自成功创建“中华诗词之乡”以来，与诗词有关的喜事，在浦江小县接踵而至：教师、农民诗词培训班每年开班；月泉和月泉吟社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纳入县重点工作；浙江省诗词学会在浦江召开全省诗教工作推进会；由浦江县诗词之乡建设办公室组织的《月泉诗丛》（一套10本）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同时开展了“浦江诗词现象”的研讨会。省诗词学会副会长谢丹月认为，浦江这片土地上，从城市到乡村，随处可见树帜结社，吟诵唱和，诗教之风逐渐形成传统，“文化兴县”正在掀起高潮，这在全国都是少有的现象。

　　可以这样说：以月泉为代表的诗词文化，不仅是我们创建“诗词之乡”的灵魂和源泉，也是浦江这方水土涌动的文化传奇。纵观浦江历史，称之为“小邹鲁”也好，称之为“文化之邦”也罢，说明浦江文化教育代有兴盛。但要用一根线把它牵起来的，那么这根线就非诗词莫属。浦江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文化中，诗词文化是最辉煌的，留下的作品是最多的，也是最能传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