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企业非税负担全国最轻。”日前，这则新闻一经报道，立即引来四方关注的目光：正当一些地方的企业感叹成本不断上升、效益滑坡的时候，浙江的规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不升反降，利润增幅高出全国水平8.8个百分点。

　　追根溯源，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浙江政府部门“有形之手”的作为。近年来，浙江打出以清费减负、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组合拳，不断减少针对企业的税外收费，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什么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简单地说，它是指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工具所带来的成本。其中包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交易成本等等。过去我们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认识不够，在实践中造成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的种种问题。比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行政审批往往注重事前审批，人为设置了不少准入门槛，由此给企业带来不少显性或者隐性的成本。也因此，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列为降成本“组合拳”中的第一招，可谓切中肯綮。

　　今年5月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时指出，必须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并与“双创”和发展新经济紧密结合、互促共进，形成经济发展的持续内生动力。

　　从“放管服”改革起步较早的浙江看，目前已享受到制度创新释放的红利，企业非税负担全国最轻就是其中的一项红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大力推进以“四张清单一张网”为重点的政府自身改革，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省份。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政府自身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浙江已建立起权力清单制度，实现政府部门权力“瘦身”，仅省级部门行政权力就由1.23万项减少到4236项。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企业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大好高”项目源源而来。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曾经表示，中国经济能成功跻身世界前列的真正秘密，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大规模地降低了我们的体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增长中，我们在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就像很多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升上去了。如果不把这条成本曲线向下推，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

　　从当前来看，通过制度创新来进一步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部门还有不少事情可做。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我们不仅要让规上工业企业享受到政府“放权市场”的红利，还要着力为广大中小企业营造更好的减负环境。前段时间，全国不少地方出现民间投资明显下滑的情况，浙江的民间投资增幅也一度放缓。对此，我们更应保持清醒认识，下更大力气帮助非公有制经济“搬三山”“开三门”，更好地打造“四张清单一张网”，努力在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和氛围上继续走在前列。我们有理由相信，企业非税负担全国最轻的浙江，将在制度创新方面继续勇立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