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经济发展初期，因其毫不掩饰原始诉求而难免粗鄙。因为原本就是为了满足最低层次需求，起步门槛和整体水准均很低；因为原本就缺少文化素养和行为粗野，难免“乱哄哄的繁荣”；因为原本就是为了混口饭吃，难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恶性竞争。然而其内在活力，一次次冲破一些人的责难，一次次出乎意料地取得重大成就。

　　这里的奥秘，就是人民群众与基层具有无限活力，推动着持续不断的改革创新和转型提升。如义乌从最早的马路市场，向室内市场转变；从单一商贸流通，向与制造业基地结合转变；从单一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拓展转变；从单一实体市场，向线上线下联动转变。经营主体则从最早的个体小商贩，向具有现代治理结构的股份制企业转变。广而言之，浙江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各级政府加快转型，经济发展加快发力。当前关键是以政府率先转型，带动和促进发展环境整体提升；以民间经济转型，带动和促进区域经济整体提升。

　　共同价值转型。民间经济当年迫于生活压力而“提篮小卖”，不经意中快速积累了巨额资本；政府当年顺应基层和人民群众要求，不经意中促进了浙江经济迅猛发展。当下，资本主体及其价值均须加快转型，摆脱满足温饱的低水平要求及其粗鄙行为，追求更高的自我价值。政府价值和区域目标需要转型，从单一经济发展的功利主义要求，到致力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先行省。

　　共同界限转型。政府与民间经济具有共同界限，当前应确立不相互逾越的行为准则。政府不能向民间经济直接发号施令，更不能把手伸向民间经济内部；民间经济也不能滥用地缘亲缘等关系，以及金钱非金钱力量，影响政治规则及其运行。习近平同志提出，以“亲”“清”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就是既要有强烈的政商亲情，又要有清晰的政商界限，构建积极健康的政商互动关系。浙江小资本众多，即使某个政府工作人员与特定民企具有亲密关系，尚不至于较大影响资本整体，形成了浙江建立新型政商关系的一个有利条件。浙江完全可以从这一点出发，率先建立中国新型政商关系模范省。

　　共同产业转型。这是政府和民间经济共同愿望，更需要政府和民间经济共同努力。从以商贸业和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资本，向制造业、商贸业和服务业资本并重，以及与金融资本结合的综合型资本转变。小微企业不管是做制造业还是做服务业，都应该高度专业化；大企业要把制造业或服务业的低端部分分离出去，向高端的研发等方面开拓。一些规模特别大的企业，更应长袖善舞，与金融联手，甚至直接进入金融业。而就政府来说，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中，关键是做环境，政府或可对某些特定产业表现强烈意志，但不建议对特定企业倾斜式资助，应更多地面向整体业界以普惠方式予以支持。

　　共同要素转型。30多年迅猛发展，浙江一些城市虽然高楼大厦林立，车水马龙鼎沸，却难以掩盖早先粗鄙留下的深刻痕迹，且乡村发展水平仍较低。从政府角度说，以掺沙子方式，大量引入以高素质人才为核心的高级要素，是进一步推动浙江转型的关键。从民间角度言，要发挥其中的高情商优势，努力加快组建或增强高智商团队，以及提升团队整体素质；要加快充实自己，积极成为知识型智慧型企业家，加快培育核心竞争力。

　　共同空间转型。政府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积极引进具有较高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资本，积极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民间经济从本地化为主，向本地资本与资本输出，以及与战略资本合作转变，布局全国乃至全球。大规模向外投资虽然会减少当地投资，但有利于企业和浙江长远发展。这一方面是形成总部型制造业格局，发展“销地产”战略，更好利用各地资源；另一方面是形成浙江强大的生产和商贸流通网络，发展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网络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