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件事，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新旧世纪交替之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这个著名论断，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突飞猛进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人数超过西方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数量的总和，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斯蒂格利茨判定：城市化不仅决定中国未来，也决定世界的发展进程。

　　而在中国东南沿海，浙江以占全国1%的陆域面积、4%的人口，创造了近7%的经济总量，这离不开城市化发展释放的巨大能量。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城市化道路。10年来，浙江始终坚持这一发展战略，联动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一幅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城乡一体化图景日渐清晰。

　　新出炉的《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发展“十三五”规划》显示，2015年全省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达65.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浙江城乡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07︰1，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你好，乡村都市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多伴随着人口大量迁徙、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

　　而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浙江，近年来却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许多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在原有居住地，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社会事业以及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等方式，就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这种名叫“就地城市化”的做法，是浙江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一大亮点。其产物，便是一个个从乡间破土而出的小城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乡村都市”。

　　坐落于东海之滨的慈溪周巷镇，称得上“就地城市化”的先行者。这里人口集中，小家电产业发达，是一个各类资源集聚的中心镇。而由“镇”到“城”的改变，源于周巷2010年被列入全省首批共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

　　在浙江，小城市的标准主要包括：建成区面积8平方公里以上，户籍人口6万以上或常住人口10万以上，年财政总收入10亿元以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万元以上，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在90%以上……“与中心镇相比，它的人口和产业集中度更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更强，政府职能配置和运行管理更有效。”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

　　相比这些数据，周巷镇万安庄村村民熊师傅的体验也许更直观：2011年，周巷首家3D影院开业，看场电影不必再开半小时车到县城去了；2012年，一家二级乙等综合医院建成并投用，距村里只有五六分钟车程；2013年，周巷图书馆开馆，村民们茶余饭后有了好去处……他说，身处熟悉的乡土社会，又能享受现代城市生活，这样的周巷让人喜爱。

　　截至2014年4月，浙江从200个中心镇中选取43个作为小城市培育试点，在下放多项事权和综合执法权的同时，每年还下拨专项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领域，逐步形成了工贸特色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宜居品质新城等多种发展定位，城乡一体化进程由此加快。

　　奔跑吧，特色小镇

　　从2015年开始，一批批年轻的创业者，携带项目与资金，满怀憧憬与激情向着城市郊区奔跑。

　　西湖龙坞茶镇、余杭梦想小镇、嘉善巧克力甜蜜小镇、磐安江南药镇……他们的目的地不尽相同，却无不追逐着一个共同的词汇——特色小镇。 （下转第五版）

　　（上接第一版）

　　特色小镇，不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镇”，更不是某一类产业园区，而是一个个有着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色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创新创业平台。未来，它们不仅将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更以其生产、生活与生态相互融合的独特生长模式，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产城融合的浙江新样本。

　　有着800多年历史的余杭仓前古镇，一度面临“两难”困境：是保留那些悠久的历史建筑，以此作为旅游开发的资本，还是任由它们被高楼大厦取代，落入“千城一面”的窠臼？梦想小镇的出现，为它指明了方向。

　　如今，走进这片核心规划范围3平方公里的小镇，道路通达，无线网络覆盖，12幢由老粮仓改造而成的现代办公大楼和精致时尚的人才公寓相呼应，周边良田纵横，水系环绕，与原有的古建筑巧妙融于一体，仿若一个环境优美的田园城市。

　　90后创业者茹方军至今记得，当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想为自己的3D打印研发团队寻找一个栖身之所时，很快就被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与生活姿态吸引：你可以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也可以停下来喝杯咖啡、玩玩滑板——小镇不仅是工作场所，更是思想与理想的碰撞空间、人才与技术的交流空间、新老文化的融合空间。

　　正因此，更多的茹方军们寻路而来。截至今年6月，来自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10余个孵化器和两家美国硅谷平台相继落户小镇，集聚创业项目590余个，创业人才近5400名。同时，211家金融机构在此集聚，管理资本达442亿元，一个比较完备的金融业态正逐渐形成。

　　根据规划，浙江将在3年内重点培育100个特色小镇，聚焦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七大产业，兼顾茶叶、丝绸、黄酒、中药等历史经典产业。小镇里的每个人，都将有幸成为新型城市化发展的亲历者。

　　城市化，以人为本

　　进城或是返乡？过去，这一问题的答案，大多与横亘城乡之间的一纸户籍相关。

　　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里人，可以享有城市就医、入学、社会保障等各项权利；而持有“农业户口”的村里人，即使长期在城市生活、工作，仍无法真正融入其中，呈现“半市民化”状态，由此形成城市内的新二元结构。

　　鸿沟如何跨越？浙江的思路是：从户籍制度改革入手，通过创造平等的制度环境，让进城农民真正落户，共享城市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同时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合法权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场化进程，真正实现人的城市化。

　　在率先实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嘉兴，自2008年10月起不再区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相关的社保、就业、计生、土地承包等政策也随之配套跟进。

　　而在德清县，通过对农村土地或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房所有权进行确权登记颁证，把村集体资产股权确权到每一位社员，让农民进城不再有后顾之忧，“农村利益可保留、城市利益可享受”。

　　根据农村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提出的“城市偏向理论”：当今世界穷国的最重要矛盾，既不是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也不是外国利益与本国利益的矛盾，而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

　　而浙江的新型城市化，正是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从制度上消除和防止这种矛盾，使人们共享发展成果。

　　放眼“十三五”，一幅新型城市化的蓝图已跃然纸上：到2020年，浙江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达55%左右，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70%左右。届时，城市化水平和质量同步提升，区域协同和城乡一体化水平更高，城市经济创新力进一步增强，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城乡环境品质显著改善，城市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全省统筹城乡发展将进入更高水平的全面融合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