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欧委会对原产于中国的冷轧钢板产品作出反倾销调查终裁，决定实施税率为19.7%至22.1%的最终反倾销措施，并采取追溯征税措施。而就在6天前，7月29日，欧委会对原产于中国的螺纹钢产品作出反倾销调查终裁，决定实施税率为18.4%至22.5%的最终反倾销措施。

　　今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周年，按照入世协定，到今年12月11日，世贸组织各成员国便应遵守国际条约义务，终止对华反倾销的“替代国”做法，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近几个月来，欧盟频繁对我采取贸易保护行动，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也颇有些闪烁其词。针对近期欧盟在贸易保护行动上的作为，8月4日，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负责人发表谈话，针对欧盟对中国钢铁产品连续采取贸易保护行动表示遗憾，呼吁欧盟信守在国际场合下作出的承诺，避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避免向外界发出错误信号。

　　作为浙江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态度，对浙江与欧盟的双边经贸关系同样影响深远。事实上，记者梳理发现，如果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浙江与欧盟的经贸关系更多体现于进出口贸易的话，那么，经过15年的深度融合，浙江与欧盟的经济关系，已经从单纯贸易为主的层面进入到贸易升级、双向投资的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赢的新阶段。就这个意义而言，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未来浙江与欧盟提升经贸关系有着重要的基石价值。

　　贸易保护动作频频

　　“中国加入WTO以来，欧盟多次通过惩罚性关税构筑贸易壁垒，对浙江企业的影响也不小。”省贸易救济局副局长孙少波告诉记者，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2012年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2012年9月6日欧委会发布公告，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板、光伏电池以及其他光伏组件发起反倾销调查。一年后，欧盟正式发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双反”公告，将对价格承诺之外的光伏出口企业征收最终47.7%，最高64.9%的“双反”税。

　　“那时候浙江的光伏企业95%以上都面向出口，而欧盟又是最大的出口市场，‘双反’税在浙江光伏行业中产生了巨大震动。”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太阳能光伏产业公平贸易预警点负责人赵永红告诉记者，“在‘双反’调查时，我们就是吃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亏。”

　　据悉，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源于当年加入世贸组织所签订的《议定书》第15条所规定的内容：世贸成员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并不自动用中国产品国内价格作比对价格，而是有权利选择第三国产品价格，即“替代国”价格作对比价格，从而使“反倾销”高概率地取得成功。

　　“欧盟在初裁时，选择的‘替代国’是印度，可是印度的光伏产能小，没有完整产业链，辅料配材很大程度上都依靠进口，生产成本远比中国要高，这对我们是不公平的，如果欧盟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就能按照中国企业的成本价格公平地进行反倾销调查。”赵永红说。

　　除了光伏产业，紧固件产业也曾受到欧盟的反倾销调查。

　　“我们嘉兴的紧固件出口一度占据全国半壁江山，但从2009年开始，欧盟以我们违背市场规律低价倾销为理由，开始征收反倾销税，许多企业的紧固件产品只好被迫退出欧盟市场。”紧固件行业龙头企业“晋亿实业”副总余晓敏告诉记者，“尽管那时候我们刚开发了不少新客户，正打算全力进入欧洲市场的时候，面对高企的反倾销税，只好放弃了欧洲市场的开拓。”余晓敏表示，直到今年年初，欧盟才取消了对从中国进口钢铁紧固件征收的反倾销税，紧固件行业才再次尝试进入欧盟市场。

　　互利共赢才是正道

　　欧盟为何在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到期前动作频频？

　　省商务研究院院长张汉东表示，面临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关口的到来，近期欧盟反反复复的态度，也表明其内部不同力量的剧烈交锋。

　　“从法律和条款上来说，无疑是应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欧盟的法律顾问也普遍都倾向于承认。然而，欧盟贸易专员们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离西方所认为的市场经济还较远，国有企业也依然比较庞大。尤其在钢铁产品上，欧盟内部正面临钢铁产能过剩，中国钢铁产能占全球的三分之二，尽管我们正在加快去产能，在欧盟看来进展仍然缓慢，随着近来钢铁需求量的复苏，产能随之跟上，这对欧盟内部钢铁产业造成了冲击。”张汉东分析，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数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欧盟委员会代表政府意志，这才有了议会拒绝承认后，欧盟委员会的反复。欧洲议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是时候改一改了。

　　以浙江与欧盟间的经贸关系为例，如今的浙江，早已摆脱靠产品低价竞争。今年上半年，我省对欧盟出口高新技术产品金额125.6亿元，增长16.5%；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仅增长4.7%，一快一慢，足见我省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

　　随着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对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的需求，以及人们消费能力与消费层次的日益提升，带来对欧盟国家产品的进口需求也日益升温。今年1月至5月，我省自欧盟进口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分别增长18.2%和33.6%；而奶粉、汽车和飞机及其他航空器分别增长90.6%、3.2倍和3.9倍。

　　由此可见，彼此之间的经贸关系有来有往，互惠互利。正如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的那样，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便是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

　　当浙江出口成长壮大之后，近年来，浙企也在不断“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在欧盟各国投资设厂增加了当地就业机会。截至今年5月底，浙江在欧盟投资累计有1068家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额为71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欧洲设立经贸网络，建起境外经贸合作园，而吉利收购沃尔沃、宁波均胜收购德国普瑞等，更已成为海外并购经典案例，欧洲技术品牌和中国资本的结合，上演了一场场优势互补“联姻”戏码。如今，浙江与欧盟各国之间已然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在与欧盟的经贸关系中，浙江乃至中国的角色早已发生变化，不应该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审视我们。”张汉东说。

　　“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因而在本届G20峰会上，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如何破解，如何更好地包容彼此，在经贸往来上实现共赢，将成为最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议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朱天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