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对过去和未来的好奇，或许是出于人类本能的探求，人们总想搞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历史坐标中，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与过去相关、与未来相连。

　　当我们听说在萧山区欢潭村，退休4年多的田关仁在全国各地收集家谱、梳理田氏一族变迁，并不感到新奇。直到实地来到欢潭村，在高温的热浪里穿梭于村里的古建，听着田关仁讲述家族故事时，不由得心生敬意——这个和美优雅的村庄，代表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乡村，它们沉淀下的人文历史、精神内核，组成了中华民族恒久的特质。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　只有中华文化是延续至今而且从未中断过的文化。面对着田关仁搜集的家谱，我们开始一个大胆的设想：数以万计的中国乡村和深藏于此的故事，是否为理解今日中国之崛起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崭新视角？

　　这不是偶发的触动。最近一段时间，世界似乎到了一个矛盾与冲突的“井喷期”：英国脱欧、南海仲裁、尼斯恐怖袭击、土耳其政变；但同时，世界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仅在浙江就能一窥：G20杭州峰会即将召开，第2000列“义新欧”从义乌向欧洲出发……一系列事件引发人们对世界格局的再度讨论，有一个观点呈现高度的统一：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而深远的变化。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做过预测，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体上将与美国并驾齐驱，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态势，在不可逆转地进行着。随之而来的，将是价值理念、体制机制、秩序安排的重大变化。

　　纵观过往的200多年世界历史，其实是一部西方史，世界格局也自然地被西方主导。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写下轰动一时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他的观点影响甚远，所以在西方的主流叙事中，中国的现代化是沿着西方启蒙道路前行的过程，中国是一名“学生”，有太多需要改正和完善的地方，而西方国家作为“老师”需要不时提醒、指导。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必将走向西方化，最终演变成西方式的社会——让“学生”走上“正轨”，这是西方世界看待中国的基本认识，也是最大的假设。

　　不过，这样的预期太过于乐观。亨廷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在《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中提醒：“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化30多年佐证了他的观点，中国融入世界，并非一个日益西方化的过程，中国反而成了世界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即中国人深知界定自己身份的不是国家意识而是文明意识，而通过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们可以进一步论述，文明意识的来源就是中国的乡土社会。就从田关仁追寻的家谱故事里，我们读到的是先人和谐相处、重视家庭、关注教育的生活方式，也有同衷共济、同心同力、同治共享的理念和实践，它既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扩张故事，也不是一个安于现状贪图享乐的故事，这样的勤勉、淳朴、善良，是中国乡村的底色，也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和”，为全球化注入了中国特色。

　　世界新秩序下的乡村叙事，虽然是个小角度，但激发的是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人类所遭受的种种巨大精神创伤，人们普遍期待一个文明开放、多元发展的世界，这就呼唤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尤其在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从中国的乡村反观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发现中国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是对自己的自觉热爱，对他人的同情了解。

　　这样的文化基因和大国心态，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崛起。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自己的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崛起为世界大国，就会试图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欧洲如此，美国如此，中国也将如此。只不过，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西方国家是“己所欲，施于人”，而中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崛起必将带来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秩序，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所说：“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而且一定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