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7月18日对外发布，它对于充分发挥投资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方面的关键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需要加快推进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以浙江的实践来看，保持有效投资的增长，对全省经济平稳向好作用不可小觑。继去年全省GDP增长8%，成为各省市中的亮点；今年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这当中，有效投资始终是浙江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之一。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在年初第一个工作日，我省便举行了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开工的614个项目总投资高达6652亿元。当时，11个市工地上车来人往、热气沸腾的场景，在许多人脑海里仍历历在目。如今半年过去，统计显示，上半年我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主要经济指标二季度好于一季度，也好于全国，实现了半年红。在全省31个制造业中，投资增速在10%以上的有14个，汽车制造、电气机械、铁路船舶航空、医药等产业成为投资新热点。

　　这里当然不是说年初开工的那些项目就一定是个个立竿见影，但今天的投入就是明天的产出、后天的结构。我省类似的投资大会可以说是年年都有。

　　一方面是有效投资的地位不可替代；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多年以来，我省在投融资领域特别是政府融资上，存在着财政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国有融资平台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不适应重点领域投资需要等问题。有效投资如何才能源头活水不断？进一步盘活民间资金成了当务之急。尤其是在像浙江这样的民营经济大省，民间资金在扩大有效投资中完全可以发挥生力军的作用。

　　以现代经济学眼光，有观点认为扩大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会有“挤出效应”。这种担心在政府权力边界不清的情况下确实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过此次出台的《意见》，在这方面有了明确的界限，那就是“企业为主，政府引导”，并且要“科学界定并严格控制政府投资范围，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放宽放活社会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应，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从曾经的大包大揽到如今严格控制政府投资范围，建立投资项目“三个清单”管理制度，这也意味着今后政府将更多扮演服务型的角色，这是治理能力的一种提高。应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新的突破。与此同时，一些问题还有待在深化改革中加以解决，如简政放权不协同、不到位，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有待进一步确立；投资项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较为突出，融资渠道需要进一步畅通；政府投资管理亟需创新，引导和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等等。

　　曾有民营企业家对笔者说起过，有时候是手里有钱却不敢投，其中一个原因是民间资本仍有一些制度上的障碍。这种现象全国都有，前段时间，人民日报记者分别到北京、重庆、江苏、湖北等地进行调查，走访多家民营企业，探询“民间投资卡在哪儿？”结果显示，民间投资依然面临不少“制度门禁”和“市场门槛”，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削减了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面对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持续下降的状况，国务院曾专门派出9个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查组，分赴一些省（区、市）开展督查。

　　此次《意见》明确，坚持企业投资核准范围最小化，原则上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投资行为。这是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重要变革。应该说，浙江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大力推进以“四张清单一张网”为重点的政府自身改革，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省份。今年5月，在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还审议通过《浙江省诸暨市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并由省政府发布实施。

　　而此次《意见》的出台，为我省在更广范围、更大深度探索扩大有效投资提供了新契机。《意见》中提出的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积极作用，完善保险资金等机构资金对项目建设的投资机制等，都是创新的亮点，值得我省从政府部门到民间认真思考，并从自身实践中交出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