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8月初将在央视播出的纪录片《解读五大发展理念》，第四集探访了我省安吉、淳安和开化各具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讲述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在浙江，经济转型是如何发生的？绿色理念怎样深入人心？普通百姓又如何从中受益？本报摘要刊登纪录片解说词，以解读这些问题。

在浙江看绿色发展

——纪录片《解读五大发展理念》第四集解说词

　　中国如何叫停甚至逆转各种破坏性的污染，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保持空气、水源和土壤的清洁？本期《走近中国》，带您一同探索第三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

　　画外音：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但代价同样沉重。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原本风景如画的乡野小镇受到工业化的严重污染。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的浙江，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痛苦抉择，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境况的缩影。

　　库恩：中国当前的挑战，是如何鼓励个人和相关机构为环保事业多出力。也正因如此，我才来到浙江省安吉县这个特别的县城。昔日笼罩在重污染之下的矿区中心，如今已成功转型为生态环保，农业、轻工业与旅游业并重的“绿地中心”。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安吉模式又是否可以复制？

　　安吉的

　　绿色产业

　　画外音：安吉地处浙江省西北部山区，看过《卧虎藏龙》的观众大多记得这个场景，拍摄地就在安吉著名的旅游观光区——大竹海。

　　安吉这个名字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诗经》，寓意安适、吉美。但如同浙江其他的市县一样，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安吉一直深受污染之害。

　　2003年到2005年期间，安吉县余村关停了3家矿厂、1家水泥厂，全村的GDP一下子从300多万元陡降至20万元，降比高达90%以上。

　　安吉县委书记单锦炎：其实十年前，安吉经济几乎处在一个停滞状态，没有能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找到一条让百姓致富的发展之路。

　　画外音：重污染企业关停之后，当地百姓纷纷寻求各种途径弥补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安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佳音。许多家庭开始利用当地丰富的竹资源开辟生态环保的致富之路。

　　库恩：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而我脚下这片土地，正是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曾经站过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习近平的一席话为安吉成为转型先驱增添了动力。他说：“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后，安吉的发展验证了习近平的判断。

　　单锦炎：竹子是安吉特有的植物，因为有了竹子，才有安吉发展的今天，尤其对老百姓的致富来讲，竹产业是收入的第一大来源。安吉到目前已经形成了七大系列、3000多个品种的竹产品。比如说我们身上穿的、平时用的竹纤维加工的内衣内裤、提炼的饮料。尤其是以毛竹为原料加工的绿色家居，这些年有突破性增长。到去年，竹产业达到180个亿，这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安吉对毛竹的加工率，已经从做稍到做杆做根，一根全竹物理利用、化学利用，可以说吃干榨尽。

　　画外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绿色发展。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了解到安吉令人振奋的成功转型之后，在与当地官员一次会谈时做了以下评述。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一定不要再走老路，还在迷恋着过去的发展模式。刚才你们讲了，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个都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画外音：安吉的成功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2012年因其在环境保护上的贡献，荣获“联合国人居环境奖”。不过，并非所有的市县都如安吉一般，拥有竹子这样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它们的环保出路又在哪里呢？

　　库恩：尽管浙江是中国最富庶的省市之一，境内仍然不乏相对落后的地区。造纸厂、印染作坊、煤电厂都会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为此，浙江省政府开创了“生态补偿”的创新机制，通过转移支付来鼓励各地区保证环保。转移支付的标准依据各地在水质、绿化面积等相关指标上的达标程度而确定。

　　淳安河流的

　　生态补偿

　　画外音：千岛湖是浙江省淳安县的著名旅游景区，在浙江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杭州、上海等大城市地处千岛湖周边，城市居民希望可以从千岛湖享受到清洁的饮用水源。

　　但是在21世纪初期，新安江每况愈下的水质却成了淳安县的难题。新安江水穿浙江而过，但上游率先流经安徽省，大多污染物从安徽顺流而下。解决污染问题需要安徽和浙江两省通力合作，但是安徽发展相对落后，如何才能让它愿意为下游经济更发达的浙江改善环境？棘手难题最终还由中央政府介入，方才敲定。

　　为解决争议，2012年，浙皖两省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框架。依据该机制，如果经安徽流出的水质达到双方同意的标准，浙江就支付安徽补偿款。否则，安徽给浙江买单。如此一来，双方都能接受的标准就成了问题的核心。

　　淳安县委书记朱党其：这个补偿机制是由中央部委牵头，浙江跟安徽两省建立一种互动的机制，由中央财政跟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组成一个基金，现在平均每年大概是5个亿。达到要求的话，安徽可以全部拿去；达不到要求，就把这笔钱给我们。关键是有没有做好生态保护，假如安徽拿不到这5个亿，说明对生态保护不重视。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中外学者对生态补偿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很多国外学者认为，由于发展对生态造成掠夺或者干扰，因此要通过经济收益对生态本身进行补偿，使生态获得恢复，回到原来的一个平衡状态。

　　中国的生态补偿，则把它引申到一个区域战略和区域政策的层面。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格局，决定了生态和经济在空间上是相对分离的。所以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条河流的上游生态性十分重要，但当地老百姓生活贫困，而下游地区从上游流下来的水中获得了资源，经济非常发达，各类资源要素也相对集聚。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为促进下游地区、也就是发达地区能够持续发展，就迫使上游地区以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作为中心工作，也迫使上游地区尽可能地少利用水资源，少利用空气资源、环境资源。由此一来，两个区域间就出现发展不平衡，上游地区因为要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丧失了经济发展的机会，所以中国的生态补偿就界定：在下游收益地区对上游地区之间，有一个利益的补偿过程。

　　画外音：为了落实这一生态补偿机制，中央政府在安徽、浙江两省交界的河流边建立了水质监测站。为一看究竟，我找到了淳安县环保局局长吴东旭。

　　淳安县环保局局长吴东旭：这里是国家水质监测站，每4小时监测一次，然后（监测数据）传到北京，主要监测从安徽来的水质情况。

　　画外音：但是这一项目中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中央政府如果停止对该项目的拨款，人们都担心接下来的资金该如何保障。

　　樊杰：这是中国财政体制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究竟是在全国进行国家财政统筹时，就把上下游的这种补偿机制考虑进去，还是通过一种横向财政，直接由下游地区补给上游地区？这是财政体制的一个总体改革，目前还在探索中。我认为，直接建立一个相互补偿机制，更有利于使地方利益捆绑在一起，也更有利于协调和协作。

　　开化的

　　旅游业

　　库恩：我现在身处龙门村，这里是浙江省母亲河钱塘江的发源地，也是浙江相对落后的一片区域。不过，村委会已采取了一系列严格措施来保护环境。村民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在山地上随意种植，村里发布了严格的管理规定。此外，村里利用生态补偿资金，说服每家每户建起家庭旅馆。村里建立旅游公司，村民都成了股东。过去大家都是茶农，今年除去种树，还开发设计了采茶旅行。

　　开化县龙门村村支书汪德刚：龙门村处在浙江母亲河钱塘江的源头，全村有317户。过去这个村很杂乱，2013年后进行了整治，把环境做美了，然后我们就发展绿色产业，这里的民宿现在已有34家、400张床位。

　　画外音：如今，旅游业已经成为龙门村收入的主要来源。2012至2015年间，农户平均收入翻了一番多。许多原本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也重返家乡。不仅龙门村如此，开化县的所有村镇都从生态补偿机制的财政激励政策中获益。县委书记项瑞良绍了相关情况。

　　开化县委书记项瑞良：在政策、体制上的保障主要有几个层面，第一是省政府取消了对开化县的GDP考核，也就是不要大量地发展工业，要搞工业，就要搞没有污染的、低能耗的工业。第二是我们上交的工业税收，如果开化县达不到全省的平均水平，省政府、省财政厅给你弥补上。第三个，是对开化的水和森林覆盖率进行考核，首先是水，开化出境水要达到一二类，全年出境水二类以上天数占比比前一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省政府就补助300万元一个点。

　　每年省政府的补助有两个多亿，占全县地方财政收入的30%。这些钱，我们主要是用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修复。把开化的生态环境搞好了，真正是绿水青山，老百姓能从中受益，可以发展农家乐，发展乡村旅游，从中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而不是直接把省政府转移支付的钱补给老百姓。

　　重中之重

　　的课题

　　画外音：环境保护已是中国政府议程上的重中之重。如今，普通百姓通过手机就可以监测企业的排污情况。中国还制定了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来表明决心，而相关企业则要为自己造成的环境问题买单。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绿色发展肯定要增加企业成本。但如果监督不严，造成有的企业治理、有的企业不治理，就没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只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环境治理一定能迈出实质性步伐。

　　画外音：另外，中国承诺要在2020年以前达到碳排放的峰值，并且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效率。中国还在力推碳交易，推动整体排量的减少，全国已有七大碳贸易市场开业营运。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计划于2017年推出国家级碳交易市场。

　　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梅德文：碳交易的实质就是让污染大户为碳排放买单。但是碳市场必须保证灵活性和长久性。由于有了市场的管控，企业会更关注节能减排，竭力自主创新，有效控制碳排放。

　　画外音：碳排放交易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总量管制是指相关实体单位都受到一个碳排放上限的制约，不到上限的数量可以成为碳“货币”进行交易。在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依据能源减排目标和国家津贴来确定可排放的总量上限。北京环境交易所仅仅在两年间就见证了500万吨二氧化碳排量交易，总价值达2.4亿元。许多专家认为随着碳交易进一步发展，交易总额会不断攀升。

　　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Michael　Pettis：要想建成更全面意义上的小康社会，一定不能以环境污染为代价。但是为了环保，要减少污染物排放，就难以避免降低生产力，也就无疑会遏制GDP增长，如何才能解决这个悖论？从长远看，不注重环保的方式实际上是在透支未来的成本。绿色健康的环境不仅仅舒适怡人，也更加经济高效。但在环保上，今天投入的资金，其利益要到20年甚至更久以后才能得以体现。

　　（本报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