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而上一次审议，则要追溯到2002年12月。这中间为何会相隔14年之久？7月1日，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张谷，并听他介绍了我国民法典的4次编纂过程。

　　“中国属于东亚法律文化圈、社会主义法系，但清末以来即受到大陆法系民法的强烈影响。”张谷说，民法典不仅是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更是人民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新中国成立后，起草民法典的工作，就一直时断时续地进行着。“这次不算，之前就有过四次民法典的编纂。”

　　通常而言，立法一般用“制定”，但这次民法典却用的是“编纂”，一反立法采用的习惯用语。其原因是“编纂”和“制定”在意思上有很大不同，“编纂”是指重新审定某一法律部门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废除已经旧的，修改相互抵触的部分，弥补其缺陷或空白，使之成为基于某些共同规则、内容协调一致、有机联系的统一的法律。

　　第一次是在1954年，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门的班子，开始民法典起草工作。1956年12月，完成民法草案。但在该草案完成后，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民法的起草工作被迫中断。

　　第二次则是在1962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发出的“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的指示，全国人大组成专门的班子，负责民法的起草工作，1964年7月完成了民法第二次草案。同样因为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这次也中断了。

　　“前两次编纂民法典都没有成功，原因很多，主观上未能重视法制的必要性、未能正确认识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客观上实行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整个经济生活，都由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安排的，没有民法典存在的土壤。”张谷教授说。

　　“文革”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11月，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成立民法起草小组，开始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

　　经过3年努力，到1982年5月先后草拟了四个民法草案。但由于我国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全面开展，社会关系处于转型期，有些问题还没有底，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这一草案被搁置。

　　第四次则在1998年1月，在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确立。于是又开始了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在2002年形成民法典草案，但最后也无果而终。

　　“主要原因是因为民法体系复杂，内容浩繁，涉及的既有法律规范、司法解释又众多，梳理费时，如何将这些已有的规范串在一起，形成内在和谐的统一体，既需要高深的学术修养，又要对乡土社会和商业社会的习惯有精准的把握，难度非常大。”张谷说，以我国物权法这部单行法的制订为例，从2000年草案出台到2007年最后通过，8年时间历经全国人大七次审议，实属罕见。

　　（记者　黄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