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浙江，有一批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有的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刻，参加地下党；有的在战争最险恶的关头，对自己的信仰始终不渝；有的为了理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在革命生涯中，经历过无数的痛苦和磨难，却始终保持“永远跟党走，至死不动摇”的坚定信念。从这些革命先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

　　嘉兴南湖，95年前的7月，烟雨朦胧之中，光明于苦闷中闪现，激情在沉默中爆发。

　　当时的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关头，反帝反封建是历史赋予那时年轻人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前赴后继，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他们意志坚强，抛头颅洒热血，以身许国，百折不挠，始终相信党，永远跟党走。

　　他们为何会有如此坚定的信仰，在面对白色恐怖，遭遇生死关头，也决不动摇？这背后，是无比坚定的信仰。

　　在建党95周年到来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我省部分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听他们讲述入党一刻的故事，感受“黄花晚节香愈劲”的力量。

　　光明指引下，

　　他们坚定了革命理想

　　1935年10月，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河北省枣强县一个几近废弃的农家院落内，举行了一场庄严的入党宣誓。入党人当时只有13岁，名字叫周康生，是当地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他的入党介绍人名叫王彦文，是一名长工。

　　周康生家有一处空置的院子，王彦文住进了这个院子。两个多月后，在王彦文的引导下，周康生接受了革命思想。“为什么要入党啊？他一直跟我说,天下穷人是一家，两三个月时间里一直给我灌输。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参加共产党？我说好，就这样入党了，进行了入党宣誓。”周康生说。

　　从那时起，周康生便开始了他的掩护地下党工作，就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嘎子。那年腊月里，天气最冷的时候，周康生便跟着王彦文，张贴、分发写着革命标语的传单。“我记得有张大一点的纸上，是用正楷字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另外都是各种颜色的小纸条，不是正楷，写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类的标语。”

　　入党，使周康生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变化：1938年8月，抗日烽火燃起后，他在河北省南宫县入伍，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从战争走到和平，直至1982年12月在杭州离休。

　　和周康生经历类似的，还有郑子雄，他在13岁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全家都是革命工作者，父亲郑海啸在1936年至1949年，担任中共平阳县委书记、浙南特委常委，坚持在浙南斗争近14年，1949年后任温州地区行署首任专员。

　　郑子雄回忆，自己参加革命，受的是父亲的影响：“他经常说，共产党人要坚定革命理想，对党组织要忠诚，不怕苦，不贪财，要时刻记住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在父亲的教育下，郑子雄13岁就当了中共的地下通信员。

　　“要当好通信员，必须胆大、机智、反应快、记性好。”他说，当时传递的信件很重要，有的是平阳县委给省委的信件、省委给县委的指令，有时候是口头传递的消息。通信员在执行任务时，通常要绕开大路，被国民党军队拿枪抵着头，也是很常见的事，这种危险，郑子雄遇到过好多次。

　　通信员的工作，磨砺了他坚定的革命意志。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在烽火中，郑子雄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日军入侵浙南，他成了一名武工队员，在抗日一线奋勇作战，解放后则长期从事高校宣传和统战工作，直至1986年6月离休。

　　艰难岁月中，

　　他们找到了精神归宿

　　“我17岁就在学校里入了党，算是比较早的了。”王一夫是山东东平人，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之后在济南乡师学校读书。1936年，正是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风靡全国的时候，他成了学生抗日救国组织的积极分子。“我们主要宣传一些抗日救国的知识，我是歌咏队队长，经常带大家一起高唱爱国歌曲。”

　　渐渐地，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由于表现突出，学校把王一夫介绍到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10月，王一夫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入党起，他明里是个学生，暗里为地下党做联络员，积极宣传抗日。

　　王一夫的革命信仰非常坚定，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不得不中断学业离开学校，随着流亡的人群到处寻找党组织。“我在战火中颠沛流离了大半年，在去西安的火车上，碰巧遇到了一个从延安来的革命干部团。”人海茫茫中，王一夫终于找到了党组织。随着这个团，王一夫来到徐州，又遇到了原来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在他的介绍下，王一夫到徐州特委机关从事革命工作。

　　徐州沦陷后，王一夫打扮成农民，越过敌人的重重防线，回到了山东，在临沂地区的临沭县任县委书记，兼县独立营政委。抗战胜利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1994年6月在杭州离休。

　　“很凑巧，我的入党时间是1938年7月1日。”祁崇孝说。他生于1917年4月，现在已是百岁老人了。他和王一夫一样，都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找到党组织。

　　学校毕业后，祁崇孝在上海一家证券公司当学徒。这家证劵公司附近，是“申报图书馆”和“申报业务补习夜校”，他就在这夜校报名就读。

　　祁崇孝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之一李公朴先生在就职典礼的群众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听完演说后，他觉得浑身热血沸腾，自此投入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1934年冬天，祁崇孝宣誓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秘密组织。祁崇孝参加了这个组织以后，凡有集会、游行、抗议等活动，每次都必定参加。

　　之后，救国会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祁崇孝不得不从上海回到绍兴梅墅老家，之后又去投靠在黄岩工作的姨夫，成了黄岩县乌岩区署的一名办事员，此时已是抗战前夜。祁崇孝积极展开了国共合作、全民动员、一致抗日的宣传，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

　　那时还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黄岩县委领导同志得知他的政治倾向后，他们派了两位同志与祁崇孝秘密会见，后又由县委书记林泗斋带来表格，祁崇孝终于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此时正好是1938年7月1日。之后，他在浙江黄岩县乌岩区署、抗日救亡室等从事地下工作，后又在四明山浙东区新浙东报社、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工作，解放后则从事教育工作。

　　烽火连天时，

　　他们立下了不渝之志

　　在我省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中，李清海和吕建新很是特别，两人均是老红军，离休前都是军队的军职干部。在红军长征后，两人均在鄂豫皖山区留守，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人又奔赴抗日战场，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后渡江南下；均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军功章。

　　“我父亲参加革命时，是在1936年3月，正好是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吕建新的儿子吕良说。

　　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二十八军和游击队坚守在大别山区，遭受国民党军多次“清剿”，即便面临着极端艰苦的条件，也使革命红旗在大别山区屹立不倒。

　　当时吕建新参加的是豫鄂边红军游击队，之后又扩建成红军豫南独立团。“条件非常艰苦，经常会饿肚子，缺少弹药，不断有战友在战斗中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仍然坚定信念，继续坚持游击战。”吕良说，父亲心中那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共产党是让工农群众翻身做主人的党，红军是老百姓的部队。

　　也正因为这一坚定的理想信念，吕建新在游击战中表现出色，1937年6月，在战火纷飞中，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八团，他任六连副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

　　和吕建新一样，李清海也是1919年出生的，1932年他参加红军时，只有13岁。当时他加入的是红二十五军，但因为年龄小，所以被留在鄂豫皖总医院当卫生员。和吕建新不同的是，李清海全家都参加了革命，他是在家人的带领下，参加了革命。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李清海仍留在大别山区。在留下的部队组建成红二十八军后，他仍然继续从事卫生员的工作。游击战，没有前方与后方的差别，因为医院中有大批伤员、物资，移动不便，往往非常危险。

　　“有一次，医院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只有我活了下来。因为在医院遭遇袭击前，正好有位首长路过医院，我坚决要求去作战部队，首长被感动了，带我离开了医院，没想到，我走后不久，医院就遭到了国民党军队袭击，医院的战友和伤员全都牺牲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李清海说。

　　在这种艰苦的战争岁月中，李清海不怕牺牲，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1937年10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跟随着已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的部队，东进抗日。

　　“我始终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不怕牺牲，永远跟党走。”李清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