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华社记者在贵州、河南、福建、黑龙江等地下乡采访时，一些基层干部表示：上级部门连续借调骨干，基层“失血”严重，很多工作难以开展。而且，人事关系错配引起单位内部不团结，助长“求人办事”等不正之风。

　　借调，从“存在即合理”逐步成为“不合理存在”。本来，借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与有益补充，然而，在少数地方的少数单位，这种质变其实为“变质”——想借就借、说借就借，反映出权力的任性与傲慢；借调常态化，衍生出“亚腐败”，一时进不去的单位，通过借调周转而入；还有少数被借调者成为“官场自由人”，长期处于“两不管”状态……

　　“任性借调”，首先是权力任性的产物。因为是向下级下属单位“调人”，一纸函调就能搞定，甚至是一个口头招呼就行，其是否合理、是否必要等也不允许置疑。其次，也是媚权的结果。对上级权力的绝对服从，成为不少下级单位的“行为习惯”，有时不分青红皂白，这一方面助长了上级权力的任性，另一方面也会养成下级的唯唯诺诺，进而影响到改革创新精神的发挥。

　　“任性借调”，其实基层单位可以说“不”。《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任性借调”，也有下级单位缺乏“不唯上”精神的成因。

　　“任性借调”折射权力生态亚健康。由于其危害性是间接的、累加的，导致长期以来尚未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优化权力生态，既要割除权力上的“肿瘤”，也不能放过“亚健康源”和其他机制性诱因。前者是“袪病”，后者是“健身”，才能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