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钱为利器考量诚信，唤醒人们对诚信的道德感知；以法为利器考量诚信，规范了人们对诚信的判断标准，两者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必不可少的“双引擎”，也是“十元钱”价值最大化的体现之一。

考量诚信 始于细微

吕苏娟

　　近日，台州椒江区每一辆905路公交车上，都增设了一个爱心零钱箱，乘客忘带零钱，可自取兑换以应急。箱子提示语写道：“若您忘带零钱，可以从爱心箱里暂借零钱乘车，下次方便时将钱放回箱内。若不方便，不必还款。”两天后，箱子里的钱不仅没少，反而多了十元钱。

　　这让人不得不想起，之前公交车“爱心伞”的境遇。半个月内，黄岩14个公交站的400把“爱心伞”被取得只剩下了140把。同样自借自取，归期自定，一个多了另一个却少了，症结在何处？同样考量个人诚信，为何会有差距？究其根本，是钱和物在个人衡量体系中地位的不均等。

　　诚然，当前我们还无法断定，“零钱箱”能否持续信誉良好，但其收获的十元钱，却切实彰显出了“钱”对于个体诚信拷问的分量。自古以来，我们崇尚“借钱不还，天理不容”“亲兄弟，明算账”，却从未笃定“借米要还”“借伞要还”，这背后，是物件价值在人情往来中的“被忽视”。拿你一把伞，和拿30块钱，个体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个体会认为一把伞不算什么，后者个体可能将其定义为“偷”。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体和社会的诚信仍处于“人在做，天在看”的信用伦理阶段。

　　《中庸》有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信的根基是道德，它构架起了个体价值观的根基。不可否认，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帮助个体渡过难关，彰显真善美，引领社会向上向善之风。但一旦面对考验，道德的自我批判还是容易输给金钱的诱惑，去年芝麻信用和全时便利店携手在北京尝试“无人超市”，就出现了有人用十元钱拿走了价值不菲的烟酒，有人甚至不给钱拿走了价值昂贵的货物。由此可见，以道德为基础的良知，存在明显的脆弱一面。

　　给诚信加一道“砝码”，辅以法律，几乎是无可争议的选择。早在2014年，我国就出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之后，各级政府、机构、组织等纷纷开启征信体系建设，发布诚信“红黑榜”，以诚信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为节点，加大诚信宣传力度，构建起了诚信的“天罗地网”。伴随法治中国的不断推进，社会正由信用伦理阶段迈入信用法制阶段。

　　不过，必须明确我国仍处于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初级阶段，矛盾和问题必将不少。以钱为利器考量诚信，唤醒人们对诚信的道德感知；以法为利器考量诚信，规范了人们对诚信的判断标准，两者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必不可少的“双引擎”，也是“十元钱”价值最大化的体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