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2013年至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对12万多名未成年人进行犯罪记录封存。

　　一个数字的背后，是4年多持续不断的努力：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首次明确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2014年1月，正式实施的《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实施办法（试行）》规定，对于犯罪时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于刑事处罚的未成年被告人，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众所周知，法律是一种刚性约束。任何人触碰法律底线，都会受到严厉制裁，未成年人也不能例外。但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涉世不深，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没定型，因而大多数的违法犯罪具有偶然性，往往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一味依靠刑罚惩罚，并不能有效解决未成年人犯罪日趋多发的现状。因为犯罪记录的存在必然会对未成年人的工作、生活、学习带来许多不利影响，容易产生“一日为贼、终身为贼”的“标签效应”，不仅会妨碍未成年人的改造，还可能导致他们自暴自弃，再次走向社会的对立面。

　　现代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而法治的追求之一，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对司法机关来说，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要严管，更要厚爱。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标签效应，让他们不用背负太重的包袱。通过一系列教育感化，可能帮助他们“了无痕迹”地回归社会，增加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事实上，不仅是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近年来，各地各级司法机关探索、完善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合适成年人到场、强制辩护、附条件不起诉、分案起诉、犯罪记录封存、心理干预等一系列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办案制度，大大提高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效果。

　　当我们在为这些制度举双手点赞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毕竟属于事后的“补救措施”。更重要的，是把未成年人保护的关口前移。这就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各界都行动起来，关心爱护未成年人，严打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蔚蓝纯净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