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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日本醍醐寺收藏的雕刻和绘画等艺术珍宝首次来华；这是醍醐寺文物除赴德国以外，第二次走出日本向世界展示……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菩提的世界：醍醐寺艺术珍宝展”，展出醍醐寺文物64件，其中6件日本国宝，24件日本重要文化遗产。

　　这是一次怎样的展览？都展出了哪些文物？珍贵的文物背后都有怎样的艺术和文化价值，跟中国的渊源又在哪里？展览为何历时5年漫长的筹备？……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本报记者专赴上海一探究竟，采访了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展览部的龚辛、陈列设计部的张莉娟、青铜器研究部师若予和醍醐寺展中国策展方代表、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李柏华，请他们讲述展览和展品背后的故事。

　　唐宋遗风

　　见证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步入“菩提的世界：醍醐寺艺术珍宝展”展厅，在展览第一部分的“醍醐源流”，你会先被一张彩色的描绘醍醐寺全境的绘画示意图吸引，清新的淡彩中，醍醐寺上醍醐、下醍醐和三宝院分布其中，殿、堂、院错落有致，精细而全面。之后，你会看到两尊雕像，雕像前的《醍醐寺缘起》和《〈大日经〉开题》两件日本国宝中，中国墨宝清晰可见。

　　第二部分是“醍醐事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15:1的五重塔模型，虽难比真实建筑的高大挺拔，却也可以一睹京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的风采。

　　第三部分是“风雅醍醐”，呈现的都是醍醐寺从安土桃山到江户时代日本典型的艺术作品，华丽而雅致，其中便有一册《醍醐赏花诗笺》，是当时日本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者丰臣秀吉与家人、臣属在醍醐寺赏樱花时，以醍醐寺为主题所作。文字如行云流水般在花色的诗笺上施展开来，美得极致。

　　这是一场稀世珍品的展示，这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展品距今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无论是木雕佛像还是纸质绘画，都有剥落和破损的痕迹，但依旧保存良好，散发着各自的艺术魅力。这是一场既陌生又熟悉的展览，在佛像和绘画等文物作品中，你能读到日本的文化，也能看到中国唐宋的身影，经文等纸质艺术品里更是充满了中国汉字。

　　醍醐寺与中国渊源深厚。日僧空海（弘法大师）作为遣唐使于公元804年来到长安青龙寺学习密教，回国后创建了日本真言宗。其徒孙圣宝（理源大师）于公元874年在京都建立了醍醐寺，西安至今遗留有醍醐寺的祖寺青龙寺。

　　醍醐寺是一座世代相传的“木文化”与“纸文化”的宝库，珍藏有6.9万多件日本国宝，6500多件日本重要文化遗产，保存有大量的佛教雕塑、绘画、法器等珍品，其年代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八世纪的奈良时期，而以平安、镰仓时代的文物最为精彩。其中不少文物样式据传由弘法大师空海自中国唐朝带来，与唐宋佛教艺术关系密切，文物上也有浓郁的唐宋遗风。醍醐寺不但在日本佛教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佛教东传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据介绍，这次展出的日本国宝《绘因果经》是奈良时代八世纪中期的作品。它是日本绘画史和醍醐寺藏品中最早的绘画作品之一。根据中国南朝刘宋元嘉年间译成汉文的《过去现在因果经》描绘，醍醐寺藏《绘因果经》是现今日本最完整的一版，画作中的人物与建筑明显带有中国隋末唐初的风格。

　　本次参展部分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经》，主要以福建福州东禅寺等觉院的《崇宁万寿大藏》版本为主。这部宋版《一切经》现在大体完整地保存在醍醐寺的灵宝馆里，而在中国，只有极个别的寺院存有部分残卷。在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雕塑专家李柏华看来，本次展出的醍醐寺文物的最大价值在于保留了唐朝的密宗遗风，“密宗在中国已少有痕迹，但在日本却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五年接洽

　　展出国宝和文化遗产占50%

　　本次“醍醐寺艺术珍宝展”展品全部来自醍醐寺的珍藏，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的比例占到展出文物总数的50%，用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的话说，“这是一张十分令人满意的展品目录单”。

　　“满意”在于“50%”，“日本对出国的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有严格的控制，一般比例不超过20%~30%”。李仲谋解释道。“满意”也在于这张目录背后是博物馆的不懈坚持和努力。

　　事实是，这次展览从展览设想到最终落地、正式开幕，花了上博整整5年时间，展品目录的最后敲定也经过了上博与醍醐寺之间的反反复复的多次交涉和协商，参展文物在选择上也颇有讲究。

　　2011年，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陈克伦在访日期间，得知日本醍醐寺的文物在时任东京国立博物馆副馆长西冈康弘的帮助下，曾到德国举办展览，同时考虑到醍醐寺文物等级非常高，有一些是年代非常早的文物，在德国的展览又非常成功，这便萌生了让醍醐寺文物到中国来办一次展览的想法。

　　同时，寺内绘画、雕塑等文物与中国有较深的历史渊源，见证了古代中日文化往来和交流，上博举办过日本文化的展览也较少。但是不同于博物馆、美术馆，寺庙不能和其他博物馆直接签协议筹划展览，所以，寺庙文物出国展览难度很大。当时，上博与醍醐寺并无交流。

　　陈克伦跟东京国立博物馆副馆长西冈康弘有着二三十年的交情，在西冈康弘看来，醍醐寺文物到中国展出是一种回归，日本文化的根底就在中国。3年前，在西冈康弘的支持和协助下，展览时间最终定在了2016年。

　　去年9月初，在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的带领下，上海博物馆五人一行来到位于日本京都的醍醐寺，实地考察挑选文物。

　　选什么样的文物回国呢？其中也颇有讲究。

　　李仲谋告诉记者，首先，“挑选的文物必须首先与主题密切相关”。在赴京都挑选文物前，上博已在醍醐寺之前的三次展出经历的基础上，兼顾“与中国的渊源”，形成了现在展览的三部分框架结构。

　　其次，醍醐寺的文物，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占的比例很高，要想体现醍醐寺收藏的整体面貌，涉及到出国的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需要占一定的比例。

　　同时，日本方面对于材质脆弱的绢质、纸质绘画、木雕等文物都有非常严格的展览规定，部分文物最多只能展示4周至8周，协调起来并不容易。

　　经过反复协调争取，直到今年1月中下旬，展品目录才正式出炉。最终，日本文化厅放宽了珍贵文物出口的数量。

　　不放过任何细节

　　奉上通俗易懂的文化大餐

　　文物目录敲定，博物馆上下便紧锣密鼓地行动了起来，佛教艺术艰涩，涉及的密宗在中国少有人问津，该如何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做一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每个普通人都能看懂的展览呢？

　　上博展览部的龚辛负责这次展览的文字内容，挂在墙上的展板和展品边上的说明牌上的文字都经过她之手，每一块说明牌上不过200字的文字说明，把相应展品的前世今生、价值和与中国的渊源娓娓道来，精致而全面。

　　她告诉记者，在日方提供了文字资料后，研究人员先撰写展览图录的结构文字和具体的文物说明，她再据此调整成展板和说明牌上的文字。她要一边充实宗教知识，一边要对它们进行通俗化改造，精简提炼文字的同时，部分长篇大论以图片的方式呈现，展览第一部分开篇那张醍醐寺地图就是讲述醍醐寺组成和分布的方式，让普通参观者一目了然、轻松地汲取知识。此外，她还要找到梵语的最佳翻译以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展览的谋篇布局，在色彩、装饰上如何有中国的味道，拉近与中国观众的距离，并让参观者获得最佳的参观体验？

　　上博陈列部的张莉娟负责本次展览的形式设计。展览末尾让人眼前一亮的那张灯箱照片就是她的手笔，“希望参观者在走出展厅前还能在这里停留，并有所回味”。她告诉记者，这是一张丰臣秀吉参与设计的醍醐寺三宝院的照片，一开始备选的照片里还有一张醍醐寺的夜樱照，最后之所以选择这张是因为画中有庭院，有花草，更契合一般参观者的审美，为人接受和喜爱。而五大明王殿内的透光木格栅、铺在展厅地板上的类似榻榻米的草席，让展厅里多了几分日本的气息，也是她的用意所在。

　　“打开窗户，就是一片翠绿，”去年9月，与李仲谋副馆长一行到醍醐寺挑选文物期间，她身临其境地感受了醍醐寺和浓郁的日本文化，她希望把这片静谧带到她参与设计的展馆里，所以甚是用心。

　　这次布展中的说明牌的文字是横着写好还是竖着写好？龚辛坚持现在通用的前者，张莉娟坚持佛经中常见的后者，在多番亲身体验后，说明牌最终选择了横排文字的书写格式。角落的墙上要不要挂上展板？研究部希望参观者能了解更多的知识，充分利用展览空间，设计人员表示会造成人流堵塞，最终，以后者胜利告终……激烈的争论，最终都在热情的沟通中归于一片祥和的共识，每个部分的工作也在一次次沟通中趋于完善。

　　从今年1月到5月，跨越了一个春节，近4个月后，上博一号展厅里，灯光打了起来，一场旷世的精品文物展终于登场，背后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博物馆人的辛勤耕耘和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