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海口暴力执法事件的处理刚刚告一段落，北京昌平雷洋之死再次牵动人心。与海南的事件类似，雷洋之死也是执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发生的。人们反复呼唤真相，但真相却像挤牙膏一样，跟在社会舆情的背后，形成了倒逼现象：舆论逼一点，真相就挤一点。这样做，不但未能平息舆情，反而陷入“塔西佗陷阱”，越解释越遭受质疑。

　　这是因为昌平警方的三次信息披露，不仅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也有许多与法治精神相违背之处，更没能讲清楚执法过程是否做到了依法合规，比如执法过程中是否向雷洋出示了警官证，还是如目击者所说是110赶来之后再出示？比如没能抓到“嫖娼”的现行，只是在雷洋走出足浴店后再进行抓捕，这是否涉嫌“先抓人，再找证据”？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办案流程？难道现行法治精神不应该是“人赃俱获”或者“先有合法证据，再进行抓人”？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即是否有现场执法视频，警方却拿不出来。警方办案，要求做到依法记录，有执法视频已经越来越成为标配。在最近的公开报道中，昌平警方也采购了大量坚固的执法记录仪，一般性的打斗根本不可能摔破。但在这一点上，昌平警方的两次说法却是自相矛盾的。一开始承认有执法记录仪，只是在制伏雷洋的过程中被打飞了。后来又说没带记录仪，由辅警用手机拍摄，手机也被打飞了。明显的前后矛盾，怎能不令人心存疑虑？

　　有这么多的问题存在，其实雷洋本人怎么样已经不太重要了。正如有人指出的，如果一开始不以“人大硕士”为前缀，而以“国资委下属某协会中心主任”这样的头衔来标注雷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舆情？这种区别不应该有。这是有人用标签化的思维有意挑起社会矛盾。社会应该关注的是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应该关注的是在这起事件中是否存在不规范执法，这才是这起事件之所以成为公共事件的关键。

　　警方的信息披露始终围绕雷洋是否嫖娼，然而舆情的真正关注点却不在这里，所以无论用多少证据来说明雷洋嫖娼，即使是从安全套里提取了雷洋的DNA，即使是足浴房小姐上电视承认收了雷洋200元钱，这些都不是舆情所关注的重点。正因为这些信息的披露，与公众所关注的焦点南辕北辙，才会导致舆情的反复高涨。这说明，面对社会关切，信息披露不能失焦。失焦就会失准，进而失去舆论的主导权。

　　雷洋是否嫖娼，跟警方执法是否规范，是两回事，不能因为雷洋嫖娼了，警方的执法就顺理成章地“规范化”起来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实质正义取代程序正义的逻辑，而在现代社会，人们恐怕更加关注“程序正义”。也就是警方到底有没有做到规范执法。

　　追问真相，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规范执法。现代法治理念要求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法治则要求依法办事，尤其是执法机构，只要严格按照制度办事，就不会存在合法性问题。如果一开始警方按照规定带上了执法记录仪，即使被摔坏，也可以把视频数据读取出来进行公布。如果一开始就抓了现行，而不是先抓人再找证据，何至于如此被动？所以，依法办事实际上不仅仅保护了被执行者，而且也保护了执法者在执行过程中的合法权利。正如海口琼华区的拆迁，如果做到了依法办事，何至于需要区长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