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超强力度“禁摩限电”之争尚未退热，北京又将从下周一起对10条道路禁行电动车。同时，《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条例（草案）》也明确拟对电动车实施“五禁”。禁、限，几乎成了此间共用的关键词。鉴于电动车管理已近乎成为所有大城市的普遍性难题，积极从舆论的热议中体察民意，厘清管理难点，必有助于更多的城市凝聚共识、科学施政。

　　说起来，关于电动车的所谓“几宗罪”，相信大多道路使用者都能“娓娓道来”。不守规则，横行乱窜，超重超速，这在一些电动车使用者身上不少见。而由此引发的灾难，也确乎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一大隐患甚至顽疾。多少年来执法者乃至普通民众亦对之诟病甚重。这也是“禁摩限电”举措争议极多的同时，点赞者也不乏其人的原因所在。

　　但话又说回来：国情，又有多少管理的复杂性寄寓其中！假如说摩托车的“盛况”成了越南街头特色，那么电动车的繁盛无疑也是中国诸多大城市的街头一景。有业内人士统计，中国有电动车2亿辆。这构成了多少城市居民出行乃至谋生的依托？也许有人会说，不还是有自行车、有地铁、有公交吗？但是，且不论中国城市的“超大半径”现实，也不论多少城市道路的拥堵、公交的拥挤，单说那些快递小哥、送水工乃至木匠、泥水匠等行当，电动车的一禁了之恐怕都会成为大量居民的难以承受之重。简言之，中国的多数城市，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公共配套角度出发，恐怕都不具备彻底消灭电动车的现实基础。

　　“两难”窘境，实际正是这一城市管理热题的本质性特征。当然，无论怎样，执法者都会抬出各种法律依据。但无疑，电动车的“路权”、公民的出行权、群众生产生活的便利，是更大的“法”。如何在疏与堵、源头治理和末端整治、执法管理成效与群众生活成本之间拿捏尺度，无疑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本领和人文关怀。但倘若一刀切、一禁了之，实际此一“两难”并未根绝，只是从管理者与民众的“两难”变成了百姓方的“一难”——管理者该罚罚、该抓抓、该没收没收，简单直接，大大减少管理成本，短期内也易见成效，但老百姓呢？无疑将承担背后更大成本！可以说，一刀切式地一禁了之，价值上看不公正，长效上看也未必科学。而一有安全隐患就一禁了之，这更是城市管理中非A即B、因噎废食简单思维的典型映射，于情于理于法都难服众。

　　中国城市化面临诸多发展中的问题乃至困境。但是，我们无法以取消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两难”，再难也得共同面对、疏堵结合，不能将问题抛给民众独自面对。而这个“共同面对”，也恰是最能磨砺管理者和民众现代文明涵养的“中间地带”，也是破除“两难”的根本之道。一方面，电动车使用者亟须强化法治意识，摒弃违法行为，慢一点就慢一点，别再改装车辆致使超重超速，更勿乱闯红灯，否则引来一刀切式禁止更于己不利。另一方面，执法者多一些定力，着眼于持之以恒的严格执法，不搞一阵风，着力于源头和末端结合的综合执法，不再一面容忍大量不合规电动车生产和销售、一面只盯着普通民众不放。当然，电动车的安全和生产标准，究竟是否有改进的必要，也值得讨论和完善，消除法律上的漏洞。

　　对电动车一禁了之，实际并不能根绝这一“两难”，只是使其从“两难”变成百姓方的“一难”，让百姓承担成本。回到原点，管理电动车还是得疏堵结合、共同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