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前辈送给他“见官低半级”这句话。当时，做记者的他很不以为然。经历多年的人生风浪后，他终于悟透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见官低半级’，不是说要你在当官的人面前丧失人格，卑躬屈膝，而是说，无论采访谁，都要把人家放在比你高半级的位置去对待、去尊重。这样，你才能同采访对象打成一片，才能抓到活鱼。”

　　做记者确实要记住“见官低半级”这句话，因为只有你“低半级”，采访对象才能看到你的诚意，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人家才会以同样的一份诚意和尊重回报你，毫无保留地向你掏心窝子，说心里话。做记者如此，做其他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见官低半级”，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谦卑精神。谦卑与卑贱有着本质的区别：谦卑，是一种谦虚而不自高自大的姿态；卑贱，则是一种卑鄙下贱的行径。谦卑，之所以为人称道，是因为谦卑之人总是以仰视的方式对待人，总是敞开真诚的胸怀打动人，总是以友善的态度接纳人，因而，在双方的良性互动中才有了一个个精彩的瞬间，才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解放前，戏剧大师梅兰芳在一大戏院演出京剧《杀惜》。剧场内戏迷们喝彩声不绝。可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摇着头说“不好！不好！”梅兰芳感到有些蹊跷。戏一下场，他来不及卸妆更衣，就用专车把这位老先生接到家中，待如上宾。用茶毕，他恭恭敬敬地说道：“说吾孬者，是吾师也。先生言我不好，必有高见，定请赐教，学生决心亡羊补牢。”见梅兰芳如此谦逊诚恳，老先生终于直言不讳：“惜娇上楼和下楼之台步，按‘梨园’规定，应是上七下八，博士为何八上八下，请问这是出于哪位名师所传？”梅兰芳恍然大悟，深感自己的疏忽。此后，凡在当地演戏，他都要请这位先生观看并指正。梅兰芳成为一代戏剧大师，是否缘于其“见官低半级”的谦卑，源于其对观众的尊重，对艺术的敬畏呢？

　　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的值就愈小。”在自高自大的人眼里，永远只有他自己而没有别人，他总认为自己什么都懂，别人什么都不懂；自己是神仙下凡、孔明再世，别人只是阿斗一个、笨蛋一枚。殊不知，在群众面前，自己渺小得很、浅薄得很。唯有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离开群众的真心拥护，失却群众的全力支持，我们终将一事无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到“见官低半级”， 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也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

　　是啊，真知灼见就在群众中，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发掘和汲取群众智慧的“源头活水”，自然要求我们敢于放下身段，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甘于眼睛向下，自觉地把群众当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事实上，你越是做到“见官低半级”，群众越是在乎你，越是会高看你一眼，越是会把你当自己人，从而呼应你、配合你，甚至跟着你、顺从你。

　　“见官低半级”，既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学习方法。其实，任何人的发展，都离不开通过学习而积势蓄能，就好比树木的成长需要树根通过无数的根须向土壤要营养一样。对人而言，学习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但最有效最生动的方法之一，便是要树立起“见官低半级”的观念，说到底这既是走进广大群众内心，从群众身上获取养分和能量的捷径；也是走入知识殿堂，充盈底气、武装自我的捷径；更是走向广袤的实践天地，得到全身心的锻炼、获得全方位提升的捷径。

　　“见官低半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难就难在面子上。有的人地位低的时候能够做到，而且做得很好，可随着官越做越大，便以为再这样做就意味着掉身价，挂不住面子，于是，不免有意无意地丢弃了“见官低半级”的做法；有的人一旦取得了一些成绩，获得了些许荣誉，便从此沾沾自喜，以为高人一等，以至渐渐与“见官低半级”告别。

　　想起当年毛泽东同志《关于诗的一封信》在《诗刊》上发表不久，北京大学有位学生给毛主席写信，说信上那个“遗误青年”的“遗”字，应该作“贻”。毛泽东同志看到这封信非常高兴，特地向《诗刊》编辑部负责同志打招呼，请他照北大这个学生的意见加以改正。毛泽东同志的地位够高的了，学问也是够大的了，然而，他“见官低半级”而欣然接受北大一位学生指错建议的谦虚谨慎之态、豁达宽宏之心、即知即改之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