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有多重要，或许很多年以后我们更会充分感受到。

　　两会开幕前，有人质疑慈善法的“分量不够”，认为这只是一部规范“捐款”的法律，无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足以放在全国人代会上审议。

　　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用“不可低估”来回应这种说法。

　　“不可低估”，有数据佐证：过去的10多年，中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捐赠总额增长了10倍以上，达到超千亿的规模。可尽管如此，和美国相比，我们的发展仍有很大空间——美国近年来的慈善捐赠数额已达GDP的2%，人均捐赠占可支配收入的8.4%，而我国对应的数据是0.16%和0.25%。

　　与此同时，近年来以“郭美美事件”为典型的一些负面案例，却为我国慈善事业蒙上了阴影，也让“慈善”二字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类似诈捐、作秀、炫富等事件，负面效应经过网络传播被无限放大，直接拷问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正是如此，在这个时间应运而生的慈善法，很急迫、分量很足，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那么，具体而言，其意义何在？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慈善，对于一个人而言，首先说明他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去帮助别人；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甚至占到多数。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只有物质足够富裕，慈善才会蔚然成风，才需要规范，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当下的中国，已经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而慈善法的制定，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水平，一个更加富强、更加文明的现代中国正展现在世人眼前：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不再局限于“独善其身”的小格局，而是拥有着“兼济天下”的大胸怀。

　　“社会的第三次分配”，这是经济学家对于慈善的另外一个定义。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是市场竞争，是人们的收入，是效率；第二次分配是税收、社会保障，是公平；而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是社会责任，是你情我愿的自我调节。慈善法的实施，单靠国家行政资源是无法推动的，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极大考验社会治理能力。慈善法草案从法制上确立了组织化、规范化、透明化、专业化的现代慈善体系基本框架，为慈善带来更多资源和动力，将极大地释放社会财富向善的力量，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从这个层面来讲，慈善法的出台和不断完善，将带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再上新台阶。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是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鲁迅先生说过的这句话，恰是慈善的内涵所在。同时，慈善代表着社会价值取向和民众道德整体水平，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千百年来，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社会梦想，就一直在中国人心底生根。如今，梦想逐渐照亮现实。慈善法完美契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建构全新的慈善文明，继承中华民族的慈善文化基因，弘扬中国人薪火相传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