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批欧洲学者希望欧洲社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也能通过提高社会公正水平使欧洲成为一个凝聚力日益提升且每个人都能实现个人潜能的社会。基于这一初衷，社会质量作为应对社会挑战的新理论、新方法被提出来。这个新的理论框架被提出后，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政策制定者的欢迎，在推进新的社会政策议程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社会质量是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人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环境条件中，参与其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立足于社会性，试图通过建构可持续的福利社会以超越“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困境。社会质量模型通过对条件性因素的操作化，进一步强调社会运行基础、社会赋权以及社会参与等因素的重要性。它在社会福祉与个体福祉间划清了界限，强调集体认同和自我实现的统一，还兼顾社会公共性和成员个体性的社会形态，而社会人则是社会质量模型的核心关怀。

　　社会质量理论试图将经济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政策链接起来，提供一个逻辑连贯的理论框架，以便社会阶层、社会成员之间协调和谐，同时运用一些具体指标来评估政策的效果，推动形成一个更具公正性的社会模式。但是，由于社会质量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及在政策应用方面的经验不具普适性等，社会质量理论在20世纪的欧洲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似乎并没有达到其建构者们预想的政策效果。

　　进入21世纪，社会质量作为社会发展研究的新取向，受到很多亚太国家和地区学者的重视，尤其是社会政策领域的专家学者致力于推动社会质量理论的实际应用，探讨其在本土语境中的适用性。

　　可以肯定的是，社会质量理论中蕴含的发展理念值得我们借鉴。转型社会中的中国民众，缺少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共识，而社会质量恰好提供了一种集体认同的可能方式。更为主要的是，社会质量理论可提供一套指标体系，便于民众在实践中形成新的认同。

　　对于我国学者而言，在肯定社会质量理论合理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在政策应用上的局限性，从中国社会特质出发来考虑和解决我们在发展中存在的社会质量问题，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