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受我家钟点工小叶启发，写了篇关于革除农民工“土地尾巴”的文章。今年春节后小叶第一次来家里搞卫生，又问起了她家宅基地，没想到她说，“那是‘死地’啊”。

　　城里的房子卖不出去，农民工却在城里上无片瓦；在老家有宅基地承包田，在城里却下无立锥之地。有人说，让农民工保留宅基地和承包田，万一经济形势不好，他们还可以回家有一点生计。此话差矣，世界城市化史表明，除非有重大问题，农民进城后大多数是不想回去的。

　　杭州这座城市根本离不开农民工。小叶那天从早到晚共接了四个活，我家的活是第三个。其实还有客户要小叶去，但她就这么点时间。

　　小叶也离不开这个城市。小叶的先生在杭州一家油漆厂工作，至少有一份还过得去的收入。小叶的儿子去年大学毕业后在杭州下沙一家IT公司工作，经常出差。如果他们夫妻俩回老家，那几亩承包田能维持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吗？能让他们儿子在杭州买房吗？

　　小叶老家房子3间门面，9米进深，是几年前盖的两层楼房。宅基地大概2亩左右，是一百多年前爷爷的上一代传下来的。新屋后面的老屋，已全部坍塌废弃。新屋前有三间小屋，一片竹林，一个不小的院子。

　　这么一个在安徽的家，用经济学眼光分析，绝对低效率。小叶告诉我，前几年倒还有可能卖掉，现在根本不可能。大家都在外打工，大家都想卖，根本没买家。小叶说，她家距县城也就10来公里，但因为不靠公路边，那房子和那地根本不值钱。

　　浙江有大量社会资本，但投资项目难以落地。小叶老家的地闲置着，却缺钱在杭州给儿子买一套婚房。我们难道真的就不能另辟蹊径，同时解决浙江和小叶家的难题吗？两年前，我曾提出过设立“土地银行”的思路，可惜毫无反应。

　　这次再提出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能不能由国家出面，实施“跨省地票”制度。小叶把那些地交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发给小叶地票,然后小叶把这个地票通过拍卖等方式，卖给杭州市政府，政府再用这些地票换取建设用地指标。

　　就宏观层面来说，原本就应褒奖沿海对于内陆剩余人口的吸纳，原本就因沿海吸纳大量外来人口而应相应增加建设用地指标。现在国家不仅不用出钱，仅出一个政策，就将大大激励沿海做好外来农民工市民化工作，同时也不会突破全国耕地红线。

　　地方这些地票适当给予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一方面是让他们有财力复垦土地，另一方面复垦后的地，同意他们进行置换，然后以连片的农业用地，长期承包或出租给当地农业企业或农户，其收入直接用于当地农村建设发展。

　　这里关键是价格。如果价格过低，小叶毫无兴趣；如果价格过高，杭州市缺乏积极性。但这不是难题，完全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因这地价有相当多的政策性因素，并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不过这里的一个标准，总是要使得拥有小叶这样土地数量的农民工，能在杭州获得购买一套合适面积商品房的相应款项，同时也能大致与市场机制接轨。

　　还有一个难题是如何折算换地系数。小叶家的那2亩左右宅基地，如果在杭州郊区，能值数百万元以上。以此直接换取2亩建设用地指标，杭州市当然非常乐意，但这不符合级差地租原理。所以小叶的那两亩地票，对于杭州市政府来说，只能换来少于两亩的建设用地指标。研究这一折算系数并不难，刚好给那么多政府智库创造需求。

　　不消除进城农民工“土地尾巴”，城市化将有不尽难题。这么一个事关中国经济当下形势，又事关长远发展，尤其是事关1.7亿外出农民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