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宝

　　日前，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许多公共场合“不文明行为”将变身“违法行为”，这将有助遏制一些不文明现象的泛滥。

　　尤须关注者，此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被救助人主张其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或者主张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未尽合理限度注意义务加重其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很多人将此与“扶不扶”道德焦虑挂钩，慨叹：有法律撑腰，今后扶老人没有后顾之忧了！

　　从“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名称不难看出，立法者利用法律法规破解道德困境的主观旨趣十分明显。具体到“第三十一条”，就是要通过明确举证责任，为一些见义勇为者“撑腰”，打消其扶人反被讹诈的顾虑。而民众也从中读出了法的善意，这应能促成积极社会效果。

　　立法者的出发点值得肯定。不过，关于举证责任的法律原则，其实早已存在。依据民诉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据侵权责任举证规则，一般侵权，受害人需要承担举证责任。通俗说，说扶人者撞了他的人，需要自己去举证证明。实际上，在数不清的类似案例判决中，这一举证责任大多得到了遵循。从这一点看，我们原本不必对“扶不扶”有这么大焦虑。

　　也就是说，杭州的这一条例，并没有创造全新的法理原则。但它对法律中原本就有的举证原则予以强调，而这一强调，对于许多对“扶人”行为中权利责任关系并不明确的公众而言，对于许多在“扶不扶”道德困境中盲目担忧的旁观者而言，无疑有着极强的正面导向意义。而对于民众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受害者无疑要更加注意在事发时保留证据，而施救者则无需像以往那样动辄担忧遭到诬陷。

　　法律常识的欠缺，确实对一些道德困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许多人在扶人争议中到处发帖自证清白，其实就是不知举证责任在对方的法律原则，也向全社会放大了莫名恐慌情绪，可见去除“扶不起”道德困境中非理性担忧的急迫性。当然，根本上消解“扶不起”的悲剧，更需重建“陌生人”社会的彼此信任。释放重重束缚的自我戒惧，我们才能共建共享美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