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颖 李月红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1971年，20多年没回大陆的余光中，在台北的旧居内写下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与此同时期，被称为华语流行音乐启蒙运动的“民歌运动”，也在台湾如火如荼地开展。2013年，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的一曲《过番》，再次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乡愁不只是距离上的遥远，更是一种心灵的期盼。为了纪念台湾民歌运动40周年，日前，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打造的《遇见台湾·我曾听过你的歌》在杭首发，为读者讲述台湾音乐的前世今生。

　　书封是头发花白的胡德夫，仰面闭眼，向着太阳。他的一生，歌唱大地与海洋，歌唱母亲与故乡。本书从“唱不尽的记忆与乡愁”的胡德夫切入，引出民歌四十、旋律、人物、故事等6个章节。故事的作者都是两岸文化、音乐界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名家，他们兼顾深度与流行，站在大众普及的角度为读者讲述台湾音乐及其背后引人思考的话题。

　　在还没有流行歌曲的年代里，台湾百姓生活中消遣传唱的多为先民渡海创建家园初期留下的歌谣。这些歌谣多以农业时代的生活点滴细节为主，将农村社会现象和做人做事的道理反映其中，也有先民用来表达思乡情愁的家乡歌谣。如《饮酒歌》、《劝世歌》等歌谣，都被后来的流行歌手重新演唱过。不一样的时代，同样的歌谣情怀。

　　追溯台湾流行音乐本土化，得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彼时，台湾乐坛上涌现了一批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词曲创作者，比如庄奴、左宏元等对本土原创作品的关注和努力，带动了姚苏蓉、邓丽君等一批歌手的发展。随之留下了《月满西楼》、《爱的路上千万里》等深植人心的佳作。到了上世纪70年代，随着台湾“民歌运动”的兴起，台湾音乐的发展进入了承前启后的新阶段。

　　“男女三三两两，在空旷的草地上围坐成一圈，吉他王子弹起吉他，大家一起唱和拍手，顺便玩小游戏”。这样的画面在7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很常见。时代与音乐总是结合在一起，“民歌如果放在整个台湾发展的社会层面来说，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部分，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它自己的经典歌曲，时代气氛造就了一种歌曲形式的出现，而歌曲形式又丰富了这个时代。”素来被认为“最会讲台湾”的著名作家廖信忠说，“民歌运动的一条重要路线是‘校园民歌’，很多大学生自弹自唱。突然之间，像《外婆的澎湖湾》、《偶然》之类的歌曲，凭借其清新美好的风格，在学生族里流行起来。”这种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横扫台湾社会的歌曲风潮，成为两三代人的共同记忆。

　　现代台湾民歌经历了七八年的发展，日趋成熟。1981年，齐豫推出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在声音的处理上更加成熟与细腻。杨芳仪、许晓菁共同推出《听泉》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了女声二重唱的先河。进入80年代，面对时代飞速前行的脚步，民歌的发展与现实生活有了一定的距离。比如段钟潭与段钟沂以原滚石杂志为基础，开办了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以一系列极具现代流行意识的专辑作品，预示着一个即将来临的新音乐时代。

　　人就是这样，希望别人替他说出不敢说的话，唱出心里想唱的歌。正如英国歌手比利·布拉格所说：“艺人的角色不是要想出答案，而是要敏锐地提出正确问题，阅听人才是改变世界的行动主体。”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社会，需要的是能唱出时代苦闷的歌曲，唱出台湾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的心理感受。这时，苏芮和罗大佑出现了，苏芮的《跟着感觉走》、罗大佑的《童年》唱出了那个时代充满希望而又冲突矛盾的心情。到了80年代末，飞碟唱片公司发行的唱片中，形象健康向上的张雨生凭借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走红，激励了很多台湾的年轻人。王芷雷的《台北的天空》、《冷冷的夏》也成为一代人共同的回忆。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台湾的流行音乐又进入了新的时期，流行摇滚开始成为乐坛主流，“周杰伦现象”开始成为新时代台湾流行音乐的重要标志。2000年后，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加入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体裁，如周杰伦的《东风破》、《菊花台》等作品，在流行音乐的基础上融入了民族曲调等民族音乐元素，拥有独特的东方音乐的韵味。

　　“伴随着历史的转型，台湾流行音乐的几次重大变奏改变了青年文化，刺激了流行音乐的新声音。”台湾著名乐评人张铁志认为，台湾流行音乐与青年文化的变迁分三个阶段，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民歌运动成为青年文化的发声筒；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释放出来的青年力量，造就了从新音乐到新闽南语歌等；第三阶段是2000年以后，台湾社会开始追求“小清新”和“简单生活”的生活方式和新价值观念。

　　“我曾听过你的歌”，用音乐文化开启“遇见台湾”之旅能引发读者共鸣。在这浮躁的社会里，我们太需要一点经典的音乐去洗刷忙碌而空洞的灵魂，让我们距离自己的内心，更近一些。面对音乐，保持一颗纯净的心，听见，感受，这已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