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婕

　　（一）

　　比起一部影视剧的结尾，我更喜欢看开头。

　　这或许是因为，写稿时，我常常会被卡在一个故事的开头，全力以赴积蓄力量，越慎重，却越迟疑。于是猜想，导演和编剧们的“多年磨一剑”，应该也是这样吧——倾尽全力在故事开始时点燃观众心中跳动、闪耀的一星火苗，邀我们与剧中人一起，奔向一个深不可测的未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接下来，该是既定的结局向我们走来了，以倒计时的形式。

　　难忘那些漂亮的出场：《红色》里，身怀绝技的男主角徐天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乱世小民，手里拎着一条鱼和一篮菜，目不斜视地走在回家做饭的路上，直到一条红围巾卷入一场抗日行动——尽管干得漂亮，内心快感隐隐，但他还是想尽快回归日常轨道。

　　裙裾飞扬，铃声飞扬，发梢上的蝴蝶结飞扬，迎着阳光，镜头中出现了一张抿着嘴唇、年轻干净的脸。这是《父母爱情》里，“资本家小姐”安杰坐着黄包车去炮兵学校参加舞会——要不是下车时不小心崴了脚，她与那个有些“一根筋”的海军军官江德福或许就不会相识、相知、相爱，也不会在锅碗瓢盆柴米油盐中，流淌出半个世纪诗意而隽永的“父辈们的爱情”。

　　赤焰在硝烟中覆灭，浴血奋战的将士一个个倒下……尽管翻过一点原著，仍未想到《琅琊榜》会以这样一个梦魇开场——然而，导演孔笙和他的团队以声以画，以色调以影像，勾勒出的奇瑰画卷，确实比想象中更好。你看，白鸽飞过翠谷，有侍童朴衣拙屐，转高阁，过长桥，带我们看遍了琅琊山的美；一个被送去归档的信卷，顺着重重机关滚落，带我们见识了琅琊阁的精巧。

　　（二）

　　故事讲了又讲，故事里人来人往，不见得每次都能走进心里，更不会每次都让人梦着。不论作为一个写作者，还是作为电影人和电视人，“被看见”的秘诀都是相通的：可以选择更符合当下审美趣味的面孔、更符合年轻受众的表达方式，但在更私人更隐匿的创作空间，从未改变也不应该改变，全力以赴地描绘永恒的人情和人性之美。一切的戏剧、文学、服装、建筑、舞蹈、音乐，都是为了遥远的相似而生，不管要等多少年，共鸣终会战胜距离，一句顶一万句。

　　1月17日，日本女演员、歌手山口百惠迎来了57岁的生日——往事如风，她与三浦友和在《血疑》中的深情一望，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而1984年中国观众在电视荧屏上看到花季少女幸子，迎着晨曦骑车经过乡间小道、口中喃喃地背着历史知识的那一幕，也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后来我们知道，这对金童玉女在银幕上相互凝视，在生活中互相属于，没有什么比这更好。这或许可以视为中国观众第一次接受高浓度情感电视剧的洗礼，也是明星效应第一次通过荧屏发生化学反应。

　　1924年，英国人拜尔德成功装配出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匣子”会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那块小小的屏幕里，每天上演着你我他的故事：“你”是观众，“我”是演员，“他”是角色。与电影不同，荧屏内外的交流更琐碎、更日常，也更直接。

　　（三）

　　中国电视“黄金档”的故事，要从1980年代说起。从精神层面回溯，这是一部大众文艺的“纪录片”——遥望那些延绵的背影，感知那些在由黑白过渡到彩色的图像，我们的视角变得更立体、更从容、更积极。在这里，你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精神生活的动人细节，通过回笼、整合，编织成一部充满情感共振的视觉简史。

　　1990年，一部通俗生活剧《渴望》诉说了老百姓的愿望和梦想——与现在动辄就说要成为“现象级”的“史诗传奇”、“情感大剧”相比，那才是真正的轰动：满大街飘的都是“谁能与我同醉，相知年年岁岁”的歌声，所有人都在谈论大成和慧芳的遭遇。

　　次年盛夏，葛优和吕丽萍继《围城》后，再度携手走进了《人间指南》杂志编辑部。20多年过去了，《编剧部的故事》中李东宝的小眼睛、牛大姐那副正义凛然的模样似乎还在眼前，亲切自然得仿佛身边的熟人，观众笑他们，也笑自己。以此为发端，全民幽默的兴奋点被唤起，进而启发和推动了国内首部真正意义上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诞生。

　　2016年1月2日晚，姚晨发了一条微博：“十年一觉武林梦”；闫妮随后转发并回复道：“还是江湖梦中人”。原来，这一天距她们主演的《武林外传》开播，正好10年。回首剧中几乎每人一句的经典口头禅——“额滴神啊”、“排山倒海”、“子曾经曰过”、“葵花点穴手”……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傅明老人在《我爱我家》中接起电话说“喂，我不在”的镜头——多年前我为最好的朋友设置的彩铃，就是这句话。

　　“观众们呼出的热气、发出的笑声和叹息，直接地传达了过来。我被鼓舞了。这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摄影机镜头另一端的观众的存在。”三浦友和在自传体随笔《相性》中这样写道。“相性”一词，在日文中是“投缘”的意思。把这些电视带给我的美意写出来，也像是完成了一次遥远的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