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

　　随着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公布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整顿，全国性文艺评奖开始大幅压缩。数数看，仅节庆活动中举办的文艺评奖就压缩了87.5%；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举办的常设全国性文艺评奖数量压缩了75.4%；文化部原有41个各类全国性奖项中，只保留15个，减少60%以上……

　　对此，广大文艺工作者击掌叫好。“奖”的本意乃是发挥引导和驱使作用，激励评选对象前进。文艺评奖作为一种筛选和评价机制，有着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奖励人才的功能。然而，曾几何时，有不少文艺奖项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评完之后，却没有相应的后续机制，致使得奖选手无用武之地，如此一来，便成了评选者为评奖而评奖，参赛者为得奖而得奖。评奖泛滥，让文艺工作者背上了沉重的“名分负担”。

　　也许，长期以来，我们关注艺术评奖，是缘于我们对高、精、尖艺术人才的关注，这对文化的发展繁荣来说至关重要。优中选优、尖中拔尖，本身就是文化发展成果的一个推举过程。但与此同时，当我们逆着这条推举之路往后看，艺术人才的产生土壤是否丰饶？他们的成长道路是否具有借鉴意义？

　　浙江文学艺术界推出的一系列接底气的激励机制，或可看作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省文联鼓励中青年艺术家，不是采取评奖的方式，而是采取培养的方式，以培养德艺双馨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为目标，设立了全省性的音乐、戏剧、舞台、美术、书法等各类“计划”，如新松计划、新峰计划、新荷计划等，提高他们的艺术水平和道德水平。如今，这些青年文艺人才正崭露头角，以浙江交响乐团青年演奏家卢闻强为代表的一批后起之秀，彰显着浙江艺术人才的强劲实力。

　　没人知道，若干年后，这些领奖台上的耀眼光芒，是否始自这第一次与改革亲密接触时内心的火光。浙江特色的激励机制回馈了产生它的土壤，在把人才层层筛选地“选”上来之后，又把孕育更多人才的种子“种”了下去，种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技能和方法，更是对文学艺术世界的开阔认识，对学艺道路的踏实坚持，对艺术、对美的信仰与爱。把这些种子种下去，也就把艺术人才发展的未来种了下去。

　　文艺要热爱人民，人民需要文艺。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从乡村来，到乡村去，结合百姓审美需求，已成为浙江文学艺术家践行文艺评奖制度改革一以贯之的追求。他们把作品交由基层群众鉴赏评判，满足广大百姓的文化生活，收获了创作的素材、热情和灵感，收获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力量和自信。

　　浓浓的泥土味，正是艺术家的气质。浙江文艺工作者把田间地头、农村文化礼堂、街道社区等基层一线，作为汲取灵感、释放激情、弘扬艺术的大舞台，单凭一袭长衫、一把纸扇、一块尺板，唱老百姓爱听的故事，为老百姓送去欢声笑语，把老百姓的欢迎作为最高的奖赏。

　　攀登艺术高峰需要精品。那些传播正能量、体现中华文化精神，能吸引人、启迪人的优秀作品才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文艺精品。我们看到，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正为加快我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两美”建设抒写新篇章，在文学、美术、电影、戏剧、民间文艺等各领域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具有浙江特色、受到群众喜爱的优秀文艺作品。

　　改革文艺评奖制度，也要解决一些诸如程序不尽规范、监督机制不尽完善等不容忽视的问题。由省作协《江南》杂志社设立的“郁达夫小说奖”独树一帜，无论参评作者多大牌，最终衡量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作品必须具有“郁达夫文学精神”。正如评论家贺绍俊点赞：该奖对中国文学评奖的最大贡献在于：实名投票，评语公开。让文艺评奖更纯洁，更高雅，正是郁达夫小说奖区别于国内其他文学奖项的重要标志。紧随其后，中国作协设立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知名奖项，也都纷纷在网络等媒体上公开了评审规则、评委会组成以及最重要的投票情况，让社会大众对整个评奖有所监督。

　　改革文艺评奖制度，如清风吹来，让我们相信，“种”下去的奖励，反过来也会推进和完善评奖的改革。评奖和激励，只有清楚地了解了自己所植根的土壤和气候，才会更有针对性地找到前进的方向。

　　我们相信，评奖不是摘果子，选拔出来的人才需要汲取更多的养分，得到更深的培养，也需要发挥火种的作用，带动更多的人才，为社会所用。只有把艺术的种子“种”下去，才能有更多更精的好作品被“评”上来。

　　一个文艺评奖回归本真的春天正向我们走来，我们期盼这样的春天。出人、出戏、出精品，才是评奖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