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潇奕　陈天力

　　最好的河长在民间、在岸边、在水上。

　　杭州市有规模以上河道3233条14750公里、小沟小渠小溪7500条（段），治水任务繁重。仅凭河长一人单干，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把落实“河长制”作为开展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才能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的广泛参与，形成合力，为河清水绿提供长久的生命力。

凝心聚力，打好内外组合联动拳

　　河道治理工作，内部需要打好“组合拳”，外部需要打好“联动拳”。

　　和睦港，位于杭州东部，长11.64公里，流经余杭、江干两个城区，承担了上塘河流域包括拱墅、下城、江干、余杭、下沙等区域未纳管处理的污水，曾连续两年被列为杭州市公诉民评重点问题，沿线老百姓意见很大。

　　2015年在和睦港市级河长牵头下，市城管委协助河长系统谋定《和睦港流域综合治理方案》，科学排定项目清单，对该河沿线的大市政污水管网、截污纳管等工作统筹谋划，按照“截、通、清、治、管、拆、配”的方针，科学指导治理工作。江干、余杭等区域通力配合，市级统筹谋划、区级主动作为，为和睦港系统治理取得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4月份，和睦港流域的十号河水质发生突变，江干区区级河长当即与杭州市治水办、城管委、环保局等市级部门，上游余杭区治水办等取得联系，各方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分析水质突变原因、商议治理举措，并分工合作、系统推进河道治理。经过努力，目前十号河（江干九堡段）水质明显好转，透明度达到70厘米左右。

　　水里的问题，根子在岸上，和睦港流域沿线18万平方米的违章建筑群，一直是和睦港治理中的难点。

　　“通过与有关方面的沟通协商，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有关街道与区级部门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和睦港支流机场港沿线违法建筑群，一举完成腾退、拆除工作。”据悉，在180个日日夜夜的克难攻坚后，依法依规、全面稳妥清退承租企业214家、拆除违法建筑18万平方米。

　　据江干区治水办工作人员介绍，类似的市区联动、跨区联动治水例子还有很多。如今，水环境的全面提升，更是换来了老百姓的拍手称赞。和睦港流域的横一港，水质稳定达到V类，成为今年全市首条“摘黑帽”的城市河道。

全民齐动，构建社会共治新格局

　　家住浙江石材市场附近的石大爷，每天的必修课就是到月牙河边走一走、看一看，时刻关注着这条河道的水质。他说：“月牙河不是属于一个人的，大家都有份儿，我天天过来看看，才放心。治好的水，可不能再黑了。”

　　各级监管部门、人大政协，以及新闻媒体、公众等都积极运用“河长制”信息平台，共同参与治水工作。市人大组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饮用水保护等专项督查。市政协召开“还我一方清水”专题座谈会，开展万名委员参与治水行动。“我们圆桌会”“钱塘论坛”“第一调查”“新闻直击”等媒体节目纷纷聚焦“河长制”；“公述民评”“今日关注”等媒体节目问政、督政“河长制”；《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媒体也肯定河长典型做法、曝光存在的问题。

　　全市有500多名民间河长、2000多人的巡河志愿者队伍活跃在治水一线。桐庐县400余名群众踊跃报名，竞争90余个民间河长名额。江干区为每条主要河道配备“区级河长、镇街河长、社区河长、民间河长、河道警长”及“河道观察员、河道保洁员”，实行治河“5+2”河长团队治水模式。临安市组织发动基层4万多名党员通过河道党员责任岗的形式参与治水。余杭区成立了农民治水监理员队伍，人员达700多名。富阳区积极探索大学生村官认领河道责任制。

　　各类群团组织也牵头成立巾帼护水志愿队、青年突击队、长青护河队、河道小小观察员等，组织妇女、团员、老人、少先队员等参与河道治理宣传和巡查护水活动。市教育系统也在全市中小学组织开展万名学生《大禹纪念歌》传唱活动。

　　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艾绿环保、西子青年发展服务中心等NGO，也通过各类活动积极参与治水宣传。桐庐县每个村都成立生态协会，主要参与治水。杭州环保产业协会组织协会会员成立星期天专家志愿者服务团，到治水一线提供服务指导。企业也通过认领河道、成立企业护河卫士志愿队等形式，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另外，依托智慧城市建设框架，杭州市河长办会同浙江大学在全省率先探索开发“河长制”信息化管理平台及“杭州河道水质”APP，集成信息公开、公众互动、社会评价、河长办公、业务培训、工作交流等六大功能，以此向社会公开乡镇级以上河道的“一河一策”、河道水质数据、河长电话等“河长制”信息，投诉建议实现一键直接联系河长,从而逐步构建起一个社会共治的河道监管网络。并以此为载体积极构建水环境社会共治的杭州模式。平台自今年6月5日运行以来,总浏览量为22多万人次，注册量达4000多人。

　　水清岸绿会有时，全民参与的社会共治更是发挥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积极探索出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新方法，推动各职能部门依法加强管理，组织民间河长、河道警长、群团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企业、各界群众等广泛参与，形成“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从而打造“河长制”在法治基础上的“共治”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