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

　　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套开新型城镇化会议之后，今年又套开了城市工作会议。这不仅因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涵盖城乡、包容市民和农民两方面的城市化，其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城市。

　　虽然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极富远见地指出：“采取这样一种（乡村包围城市）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至于把城镇化写入执政党发展的“辞典”，那还是“十五”计划的事情。2000年秋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计划《建议》中指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化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全面小康的决胜阶段，以及由此将进入一个更加宏伟的现代化进程之际，极有必要对过往的城市工作做一回顾，对未来的城市发展作一展望，并确立新的发展理念和工作部署。

　　城市工作会议由此得以摆上日程，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明确了做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为“十三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及城市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城市的发展，要放到城市化的大背景中去综合考量。就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也是一国和一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虽然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曾一度想绕开市场化和城市化而希图实现现代化，最后还是证明“此路不通”，并回过头来以“承认之”和“顺应之”的态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来加以“补课”。

　　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没有走完。总人口中还有太多的人未能稳定地工作和生活在城市及都市圈，近2.7亿的农民工至今在城乡之间钟摆式流动、边缘化生存。城市的布局结构不尽合理，大城市城市病严重，小城镇发展乏力，还未能形成基于经济、社会和人文紧密联系的、跨行政区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城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足，城镇的宜居性也较差。由于户籍、土地、财政、社保等改革尚未到位，城市治理也很难到位。

　　城市自身虽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但城市从来就不能只是原有城里人的城市。工业化和市场化一定会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与此相适应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也一定会发生，而以孤立和封闭的态度去对待这一发展趋势，也一定会导致城市病的丛生和城市治理的乱局。这正如总书记在讲到“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中所言：“城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人口和用地要匹配，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还有“城市工作必须同“三农”工作一起推动，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对于城市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总书记提出了“五个三统筹”和“五个性”，即第一，“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第二，“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第三，“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第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第五，“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

　　所有这些内容和要求，都是搞好城市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其中尤具牵引和带动作用的，我理解应当是切实而精准的深化改革。譬如“推进规划、建设、管理、户籍等方面的改革，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又譬如“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确定管理范围、权力清单、责任主体”。再譬如“推进城镇化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研究，统筹推进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

　　如果无视这些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那我们的城市工作还将可能滑入“就城论城”的窠臼，重蹈“城乡两张皮”的老路，还将再出“见物不见人、兴城不兴业、重形不重神”的偏差。

　　最早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提出践行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浙江，正面临一个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反弹琵琶是高手，千年功夫在诗外。习总书记当年在浙江讲到“三农”工作时，曾有两句名言：“跳出‘三农’抓‘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我们今天来抓好城市工作，难道不应当也发扬光大这种反弹琵琶、功夫诗外的辩证思维吗？

　　（作者为浙商智库专家、区域经济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