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慧

　　回望，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历史上，中国美术学院宛若一条长河，而中国画始终是这条河中最为生动、最为湍急的流汐——它凝聚了中国文化变革的百年积淀，代表了东方艺术教育的理想与模式，润泽了众多艺术创作与教育的田园。

　　展望，湍流87载所形成的中国画学国美之路，在这条长河中我们得以在月光与草叶间，捡拾遗留在河床的历史碎片——一种脉络的沉厚，一份使命的担当，一个几代学术群体的希冀。

　　为天地立文心，高树中华精神兴盛光大的东方使命

　　静静地，翻开“立心篇”铺就开来的一幅国美人在危机中坚守中国画要义的画卷，他们在时代风云中背负着天地文心，成为中国画的中流砥柱，高树中华精神兴盛光大的东方使命——

　　历史记住这一天：2015年11月26日上午，“天地绘心：中国画学国美之路”大型学术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分为“立心”“继学”“拓疆”“增峰”四个篇章，展出曾在中国画系任教的100余位教师画作、著述及珍贵手稿等，其中画作达到200余幅，全面真实地展现了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87年历史进程中的学脉传承、教学实践、画学思想及20世纪中国画的沧桑巨变。如此完备详实的展现，在国美中国画系历史上尚属首次。展览眼下正在进行中，将持续到12月19日。

　　正如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在开幕式上感言：回望87年，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画，上承历史的天心，下采时代的地力，每在自我文化危机之时，揭竿而起，求取生机；总是困境压来之下，以天合天，创出新境。中国画学国美之路，正是一条旷日持久、生生不息的天地绘心之路。

　　在这个重新展现20世纪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发展的经典脉络的大展上，人们得以看见久违了的经典画作——潘天寿1965年被批斗后回杭州火车上写作的手稿，记载了对命运的抗争和对山河家园的怀念。

　　站在美院的大门前遐思：此时，西湖边平湖秋月的那座罗苑里，蔡元培和林风眠创办国立艺术院，距离这个展览已经整整87载岁月了。

　　那是1928年，在蔡元培的鼓励和支持下，林风眠等人去西湖孤山脚下，选址创立了后来中国美术学院的原初机构——国立艺术院。继首任院长林风眠之后，该院历任有滕固、吕凤子、陈之佛、潘天寿、汪日章、刘开渠、莫朴、肖峰、潘公凯和许江院长。在87年的办学历史中，学院六易其名，1993年改名为中国美术学院。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下，国立艺术院迎来了全国解放。如何使这样一个困境重重的旧式学院恢复生机？这时一批富有理论水平和创作经验的革命艺术家参加美院的接收和重建。这是一个怎样的充满了活力和激情的艺术家集群呢？已经故去的朱金楼先生曾经在他的《孤山忆旧》中满怀深情地写道：解放初期除国立艺术院原有教师大多校外有家外，后来进校的教师则均住在校内一座底层为办公室二楼为住处的房上房，有江丰、莫朴、庞薰琹、丘堤、彦涵、王流秋、金冶、金浪、张漾兮、卢鸿基、曹思明……等同志和我。刘开渠院长及倪贻德副院长虽早在国立艺术院，但也住此楼上。因居室集中，关系密切融洽，每于晚饭既毕，湖畔徘徊少顷后，即聚谈于庞薰琹、丘堤夫妇居室中，俨然“沙龙”。自教学探讨、艺坛旧闻、老区故事、社会经历以及延安、上海、巴黎……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无所不涉，谓之“楼居夜话”。不少教学上新的设想和具体措施，乃从夜话中来。

　　多少年后，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许江曾在这片湖山的周遭中居住了将近5年。“每当我读到这段回忆，心中总有异样的热情滚动。我总想用自己生活的足迹，追寻这些先贤们的不凡的踪影和气息。”今天，有不少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老先生，总把这一段岁月称为“外西湖时期”，并当作美院历史上的又一个“黄金年代”。

　　如果说，1928年国立艺术院创立之时，学院的核心是林风眠为代表的富于变革理想和文化使命的青年艺术家集群，那么，1950年前期，历史上被称为外西湖时期，学院的核心则是以江丰、莫朴为代表的同样富于变革精神与文化使命的艺术家集群。如果说，国立艺术院创立时所接受的是蔡元培先生、林风眠先生的“美育代宗教”的理想主义洗礼，那么，这一时期美院所面临的就是现实主义精神旗帜之下的一场深刻历史变革。

　　那是1978年的秋，像极了西湖秋深中的一张黄叶，透明而辉煌。当时美院最早的一批大学生从四面八方聚拢在湖畔的金黄的校园中。西湖向他们显示了四季之中最丰腻的饱满，接着就匆匆地谢幕，南山路更是一夜秋雨一地落黄。在校园带着夕阳日暮的感人红色的东教学楼里的长廊之上，他们常常看到一位老人，颇具威仪地踱过。老人身材魁梧，腰板坚挺，他们总要好奇地瞅上几眼。不久，老人便从长廊上消失。在后来的大会上，他们又在台上看到了他的身影。这就是当时刚刚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任命为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莫朴先生。

　　这是一群特殊的艺术家，他们的人生和艺术的命运交叠在一起，与20世纪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他们走向艺术之时，正是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挺身而出，勇敢地以艺术为斗争的武器，投身民族的拯救和解放。也正是这红色革命的经历，养育了他们的艺术与人生、与革命事业的血肉联系，养育了他们把自己作为改革社会的革命性力量的自觉。革命熔炉的煅造和磨练，铸造了他们的特殊的使命和精神，铸造了他们为人为艺的真诚，同时也铸造了他们人生的荣辱和磨难。他们的艺术生涯起伏跌宕，甚至蒙受了20多年的冤屈。

　　但是，即使在那样的时候，他们仍然一边忍受着命运的低谷和诘难，一边保持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当时代和国家重新召唤他们的时候，他们又焕发出活力，抖擞起精神，继续中断的远征。这种红色革命的特殊经历，赋予他们向日葵一般的生命品质。那艺术与人生的葵盘无论经历怎样的迁变，总是“独自倾心向太阳”，总是顽强地向着革命事业，向着民族振兴的理想。他们的一生都献给了这座西子湖畔的美术学院。

　　为民族继绝学，铸就国之画学体系与传承之路

　　静静地，翻开“继学篇”展现出的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优秀教学成果，揭示其为民族继绝学的决心和力量，铸就中国画学体系与传承之路——

　　可爱离披四五叶，谁遗冷落古墙根。不摧雨雪风霜下，自有天心为尔存——当年院长潘天寿先生《咏兰》，也正是今天策展人尉晓榕和高士明为这次大展确定的“天地绘心：中国画学国美之路”的学术主旨。

　　为什么是中国画学的国美之路，而不只是中国画的国美之路？

　　身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院长的尉晓榕这样解释：中国画学，是这几年来国美国画系思考得比较多的一件事，也是许江院长率先倡导，引领大家去做的一个长期的研究工程。画学是中国画作为学术层面的一个提法，就是要对中国画进行一种学理性的梳理和研究。其实早在国立艺专时代，第一批国画教授们就有很强的画学意识和学术功力，郑午昌先生的著作就叫《中国画学全史》。

　　在尉晓榕看来：为什么要搞中国画学？因为学院中人就得讲文脉、讲系统、讲框架、讲思想。中国画有广泛的民间基础，这是它的土壤，我们既要植根在这土壤上，又要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中国画的传统资源是取之不尽的，因为已经赓续几千年了，在社会中扎的根也很深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画学不止涉及一个画种，而且关乎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开拓。

　　就像潘天寿先生说的“民族之艺术，即为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我们中国画家对民族文化要有所担当，我们的任务主要在学术上的梳理和实践上的提升。所以这次中国画学国美之路，就不只是对国美中国画系的历史做梳理，而且是对中国画这种民族文化样式，在20世纪的学术历程和创作成就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历史性的理解。

　　无疑，这是一条艺术语言及其品格的深度建构的长路。以潘天寿为首的中国画家，临狂澜而不惧，扶巨壑于将倾，以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的担当，提出中西文化分峰峙立的理念，树起中国画的承传与拓新的旗帜。20世纪40年代末，黄宾虹先生南下，在栖霞岭结庐教习，烟云积墨，沧桑点染，塑造中国传统山水画最后的高峰。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画改造的困境中，浙派人物画横空出世，开启中国人物画表现时代的历史篇章。20世纪50年代末，潘天寿先生提出人、山、花分科的思想，拟定临摹心追的课程结构，奠定了师古人、师造化进而师心独造的中国绘画当代教学体系。

　　尉晓榕感叹，潘天寿是我们中国画里的法家，黄宾虹则是中国画里的道家。黄宾虹的每一张画拿出来，都像中药里的一贴膏药。他先练气，练完了以后一下子扩散出来，我们讲一气呵成，他不是呵成，他是一气铺成，一下就打到画面上去。所以他从第一笔开始画，其实就已经在他的意念里头铺散出去，这叫气吞。他就像一帖中药一样，里头配方非常丰富。黄宾虹的知识结构是很丰富和宽广的，历代绘画、中西绘画甚至思想史上的各种资源混在一起，搅拌好了以后倒出来，形成一种很有效的、很悦人的东西。但是对他而言还不够，他要再加一种强悍的结构进去，画面太弱了就加点晶石，如果觉得不够通透，就加点什么东西让它通透。他一直采用加法作画。

　　画学研究，实际上包括吴茀之、陆俨少、顾坤伯在内的老先生们，中国画的思想和法门正是通过一代代人这样传习下来的。但是在新世纪中国画系重新提“中国画学”是具有学院派特征的，具体说，就是从比较经验性到系统化、学理化。尉晓榕打比方说，得天独厚的国画系，一代代名家名师都留下了很多高质量的教案和课徒稿，这是黄宾虹以降的那些前辈们教学的第一手资料，很鲜活也很珍贵。

　　中国画学历史资源丰厚，及至现代更是展现出画学家们传承光大民族文化之心志。无论潘天寿先生还是黄宾虹先生，他们关心的都不只是中国画自身的问题，其所念念不忘者，乃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扬和现代性展开，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位先师各自给出了一个中国画现代性的方案。

　　黄宾虹讲到的“浑厚华滋”，不只体现为自然造化的“山川浑厚、草木华滋”，也不只是美学品质，更是民族之精魂所在，所以在他的题画诗中，讲的是“浑厚华滋本民族”。浑厚华滋除了是他的山水画里面的一种品质，同时也是他所理解的中国的民族性，所以我们可以说，国美第一代先师的画学之道是为民族立心。

　　今年是黄宾虹先生诞辰150周年，童中焘老师在一场纪念讲座上一言以蔽之，说黄宾虹不是文人画家，而是士人画家。其实潘天寿也早已超越了文人画的意义，这一点至关重要，可以说，中国画学国美之路的精神标的就是在民族危机中奋起，在时代问题中自新。

　　漫步展厅，不难发现学校最早的那批教授国画的老先生，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不但作品精彩，而且画学上很精通，潘天寿是如此，黄宾虹也是这样，像郑午昌、腾固这些学者更是如此。到了新世纪，学校里又一次力推画学研究，这87年的历史仿佛是一个回环。

　　上世纪50年代，西子湖畔孤山脚下的美院校舍里，在那条曲折走廊的尽头有一间学生颇为称羡的教室，透过敞亮的落地长窗，时常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顾生岳、宋忠元几位年轻教师在里面忙碌，他们潜心创作，日夜劳作，画稿盈箧。

　　国美的树，枝繁叶茂。

　　正如他不改的乡音一样，在陕西呆了近50年的刘文西始终感念国美教学对他的培养，使他能描绘出别具一格的陕北风情，一如他的作品《黄土情》——那老农朝天仰卧的脸，那夸张无比的长唢呐，那迎风燃烧的红飘带……都真切而生动地展现在人们视野里：笔力遒劲，透过陕北黄土的风尘，依然清晰地表现出与国美割不断的血缘。

　　现居上海的著名画家方增先，曾在上世纪50年代任教于国美国画系，并随学生入农村现场教学，画大量速写。开始深入研究人体造型结构，结合教学，以线描作素描，试行中国画专业素描，代表作《粒粒皆辛苦》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让我欣慰的是，有幸促成了在杭州设立中国画双年展。”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美院教师冯远解释，把这个大展落户杭州，是因了浙江是中国画创作研究的传统大省。它有中国美术学院——我国最早的国家级美术研究、教育机构，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潘天寿、黄宾虹先生为首的一代大师，奠定了中国画学、中国画教育的基础。而新世纪以来，国家中国画精品进京展也是以浙江的精品展揭开序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