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婕

　　“我们不会再请专业编剧”、“没有IP，没有强大明星阵容，没有概念，电影肯定颗粒无收，这就是‘屌丝购票心理学’”……刚刚过去的周末，阿里影业副总裁徐远翔的上述言论，激怒了大半个编剧圈。众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编剧站出来发表拒绝合作声明，大呼“阿里影业，走好，不送”。

　　事后徐远翔虽发微博澄清，阿里影业也发表官方声明称编剧是“内容产业的核心”，但业界的集体声讨仍在升级，列举的“罪证”集中于以下三点：漠视电影创作的专业性；损害电影文化的多样性；把IP的青年消费群体指认为“屌丝”。或许是受此事件影响，徐远翔临时缺席了11月30日下午举行的西溪电影创投会——一场汇集国内青年电影人、似乎可以一展他所谓的“十个一组玩‘杀人游戏’，竞争上岗，研制超级IP”战略的业界盛会。

　　徐远翔在摆明观点前，说了一个大前提：“给编剧们指一条出路。”这句话被“受伤”的职业编剧解读为资方的颐指气使——“有钱就能任性吗？”这同时也是大多数围观者的心理。但在徐远翔们看来，“有钱”、“超级IP”和“电影卖座”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似乎，资本的指挥棒一舞，艺术创造力就变成了“人力资本”，电影变成了纯粹的商品，生产过程成了流水线作业。

　　如果说2013年是“大数据元年”，2014年的影视热词无疑是“IP”。“IP”一词源于好莱坞，指能被改编及开发系列衍生品的知识产权内容。IP热一方面让市场更有活力，为默默写作、一度处于产业链弱势的群体带来了利好，同时对投资引导、风险规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给原本就有些浮躁的文学产业又覆盖上一重泡沫。

　　大数据和IP改编热对于影视行业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却也是一把双刃剑，而它们对于创作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值得商榷。毕竟，商业模式可以被复制，但好故事“发生”的动力核心在于不断创新，并非来自大数据和超级IP。

　　值得玩味的是，那场“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论坛，主题为“原创与IP相煎何太急”。绕了一大圈，似乎又回到了本质问题：当我们谈论IP时，究竟在谈论什么？在笔者看来，人为划分“原创”与“IP”两大阵营本来就有玩弄概念之嫌，更确切的表述应是“IP热潮下创作者的坚守与变通”。全球化趋势、互联网语境下，文本不再是内容的终点，传统编剧必须跟上潮流，网络作家也应该加强职业训练，换句话说，这是一条全新的起跑线，对于所有人的机会是均等的。

　　还必须看到，国内市场目前对影视IP开发时，大部分数据和素材都来自于网络，它们中有不少存在自身缺陷，或是缺乏生活历练，或是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过于片面，在“可被改编”和“成功改编”之间，还有巨大的鸿沟。此外，在资本对话题热度的严苛要求下，编剧创作时往往容易迷失，下笔“用力过猛”而写出雷人剧情，虽能暂时博取眼球，但无法产生长远价值，更遑论社会效益。

　　更何况，数据只是对客观事实的归纳和演绎，当遇到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时，很容易失效。假如数据欺骗了你——事实上，这样的情况的确发生过——彼时，美国视频网站Netflix利用大数据捧火《纸牌屋》的故事广受追捧，于是国内某搜索引擎也用大数据预测了《黄金时代》的票房，号称“两亿起步”，结果却大相径庭。

　　《福布斯》杂志日前公布了“2015年票房失利电影排行”，排在前三位的《摇滚卡斯巴》、《使命召唤》、《骇客交锋》，几乎都符合徐总裁总结的“购票心理学”，却纷纷落败。一个有趣的映照是，在英国专业电影杂志《视与听》评选的2015年度十大佳片中，侯孝贤参与编剧并导演的《刺客聂隐娘》荣登榜首。尽管一直与商业格格不入，但媒体和同行为他打上“30年来最不取悦世界的导演”标签，他只是相信，“只要把感动自己的东西呈现给观众，就有力量。”甚至，他还在用胶片拍电影。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坚守，也可以说是他主动地、投入地喜欢一件事，并能从中得到快乐。电影虽是众手打磨的艺术品，但最初的最初，它是编剧和导演的自白。

　　也有人认为徐远翔的“唯IP论”对国内编剧的生存现状是 “一种警醒”。假设给刚刚过完15岁生日的TFBoys成员易烊千玺拍一部毫无剧情可言的“纪录电影”，那些愿意“为偶像包下整个世界的粉丝”会不会创造出新的票房奇迹？

　　可以肯定的是，它很快就会被下一件流水线产品取代，无论是在影史上还是人心里都不会停留太久。编剧圈有一种自嘲的说法，“剧本改到甲方满意为止”。但真正热爱电影的人，会有写不完的故事，怎么可能向数据要灵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