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屏娱乐化,轻松的代价是沉重
吴孟婕
北京时间11月14日凌晨时分,法国巴黎发生了世界震惊的系列恐怖事件,至当晚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时,仍有凶手在逃,伤亡人数未最终确定。但从北京时间晚8时左右开始,电视剧、综艺节目在全国各大卫视热闹登场,有了收视率和广告商的撑腰,它们会“理直气壮”地表示:“如果你还想进一步关注事件发展,对不起,必须等一等。”
不仅仅是这一晚的悲伤和沉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不久前各频道对“习马会”、中英外交开启“黄金时代”等重大事件的播出报道中。作为电视观众,必须掌握一项“技能”——按照精确到分的电视节目排播表,随时按下情绪的暂停键。9月初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宣传周,令短暂偃旗息鼓的娱乐节目铆足了劲,复播首日的收视高潮,似乎验证了知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30年前的这种说法:“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
时值岁末,2016年荧屏大战已经开打。据不完全统计,明年电视综艺节目数量将超过200档,在为各卫视带来空前广告收入的同时,其在黄金时段首播和一周数次甚至数十次地重播,无疑会进一步挤压其他类型节目的播出空间。
当“娱乐”从电视媒介的一项功能,上升为电视工作者创意、设计、呈现节目的一条主线,每个经过市场检验、获得观众认可的综艺节目,又会引来一大批跟风者,有的甚至毫不避讳地原样克隆。从唱歌到相亲,从跳舞到跳水,从奔跑到穿越,从亲子互动到挑战极限,接下来,还能秀什么?
看似喧闹繁华的荧屏折射出的是社会的普遍空虚与焦虑——因为节目模式甚至名称上的“像”,进一步削减了荧屏表达的深度;因为节目内涵和文化沉淀上的“轻”,逐渐失去了直面现实的勇气;因为商业利益的驱动,黄金时段“千台一面”地拒绝严肃,荧屏上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段子手”,洋溢着“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的自作聪明和沾沾自喜,大张旗鼓地“向着快乐出发”,久而久之难免导致审美疲劳,而最终消解的,将是人们对于丰富心灵和真善美的追求。
人类对世界的把握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视觉。“观看”不仅是一种自然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其过程主动大于被动,并因性别、年龄、文化而产生悬殊差异。与其他视听媒介相比,电视具有平民化和亲和力方面的优势,但所谓的“门槛低”不应成为“停滞不前”的托词,“观众缘”也不应成为“避重就轻”的借口,更不应以数字上的压倒性,作为给节目打分的唯一标准。
电视节目要走出扁平化和泛娱乐化的怪圈,需要监管部门从政策上进行调控与管理,为电视节目营造健康有序的传播氛围。2011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的“限娱令”, 对娱乐节目的播出时段、播出数量、节目质量等进行了规定,如若违反规定则勒令停播;2013年的“加强版限娱令”中,规定了每家卫视每年新引进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过1个、卫视歌唱类节目黄金档最多保留4档;今年7月,相关职能部门再度下发通知,要求真人秀节目努力转型升级,加强创新,同时要避免过度明星化等。
要知道,观众远比想象中成长得更快,对于电视这位“老相识”,他们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即便是“娱乐”,也不是“低俗”和“廉价”的代名词,其意义不止于好笑,它是有尊严、有讲究也是有底线的。只有跳出“唯收视率论”的怪圈,才能在提升电视节目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责任感上“做好文章”。
业界普遍认为,同时满足收视率高、影响力大、创收能力强三项标准的,方可称为“现象级”综艺节目。有无“现象级”,是衡量一个卫视是否“一线”的硬指标。而笔者认为,拥有庞大传播资源与渠道的电视频道,更应有深入生活第一线、扎根中国文化沃土,汲取养料和灵感的人文类节目,其在喧嚣之外释放的美学品味尽管相对小众,却是媒体品位与情怀的真正体现。“情怀”一词并非虚无缥缈,它是可触可感的,藏在节目中点滴流露的对弱者的关怀、对社会的关注,以及对正能量的弘扬中。
呼唤荧屏多元化,不是非得在“书生气”和“段子手”之间分出胜负,而是把选择权交给观众,并能“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反之,“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段话同样引自波兹曼的著作,书名叫《娱乐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