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梁:问号即机遇
何成梁(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口述
本报记者 李月红 整理
试问今年哪部纪录片最火?莫过于韩国KBS制作的《超级中国》,在中韩两国掀起“中国热”。
其背后的故事很有意思。纪录片的脚本来自于国内学者胡鞍钢新书《超级中国》,发现并出版它的,是浙江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浙人社”);火了之后,韩国根据纪录片内容整理出版同名图书,其中文版将于下周在国内上市,引进它的,依然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可以预见,这本书将成为今年图书市场的“现象级”新书……“十二五”期间,一个仅58名员工的地方人民社,围绕自身的专业出版领域,努力拓展规模,打造以畅销书为引领、常销书为基座的金字塔型的产品集群,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提前两年完成“十二五”目标,各项经营指标均比“十一五”末增长了1至4倍,在地方人民社中市场占有率持续排第一。
坚守主业,
为主题出版找市场
狼真的来了。用这句话来形容出版业的“十二五”开局,一点儿也不为过。
对内,始于出版业“十一五”期间基本完成转企改制,意味着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十二五”一开局,朝着市场必须向前冲;对外,阅读方式变迁,图书零售走低,传统纸质阅读日益边缘化,这个市场会好起来吗?
所有的焦虑和激情,在2011年的一次争论中集中迸发。彼时,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根据“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提出的主业提升战略,制定了面向市场的六大产品线建设规划,每年拿出1000万元鼓励出版社创新发展。浙人社做什么?社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利用教辅编辑室现有资源,做教辅市场,转型快且利润有保障,这也是全国各地方人民社的发展选择;一种是做时政财经主题类,这些产品是浙人社一以贯之的主业,但能否闯出一条市场之路,这是个问号。
问号即机遇。在我看来,主题出版的市场逻辑就是通俗化再造。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断增强,正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好奇;加之,浙江民营企业星罗棋布,民营经济活跃,这一现象亟待厘清跟踪记录关注。这些好奇和关注,正是潜在的市场。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根据集团提出的“创新增量抓落实”的工作要求,对6个编辑室进行重组,重点打造时政、财经和文史三大出版中心,力争做大财经图书板块,做强文史图书板块,做特时政图书板块。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当时社里原有的政治编辑室,被我改成“时政图书出版中心”。一字之换,传达的是我们的产品需跟上时代的步伐和发展节奏。
出任浙人社社长后,我拜访的第一位学者就是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先生。合作之初,作者发过来一份书稿名为《公共政策的选择与研究》,我们经过研究征得作者同意,将书名改为《中国发展前景》,当年就销售了5万多本。社里与胡鞍钢先生的合作,几乎是以历届中央重要政治会议和中心工作为节点,进行国情研究提供政策参考和理论解读,出版社针对研究成果进行通俗化再造。
慢慢地,我们开始尝试对时政读物进行可控范围的策划、创意开发。举一个例子, 根据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提出党员领导干部要“善读书、会读书、读好书”的精神,在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我社推出一套《三读丛书》,围绕中央、省委省政府的每年的中心工作,每个月围绕一个主题编写出版一本,比如《五水共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等。一年时间里,这套丛书销售达60万册,还被作为浙江省全省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基本材料。明年上半年,我们将出版《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主题图书。
如今,胡鞍钢的“解读中国”系列,每年一本,每年的发行量都在五万册以上,郑永年的“郑永年看中国”系列,到今年已经推出了七本。这两套书都得到了中央各部委的推荐。已经为广大读者熟知的《之江新语》,销售已达180万册;《大数据时代》销售已达到150万册。
合作借力,
向民营企业学经验
如何定义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大数据时代”。
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牛津大学教授舍恩伯格的一部新作书名上。当浙人社同步引进该书,它在中国引发了蝴蝶效应。殊不知,这个书名正是浙人社取的。后来它还“出口”了——当英文版图书出版时,作者对其进行了忠实翻译沿用。
这本书畅销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是,它是一本“合作书”,是浙人社与民营图书公司“湛庐文化”的合作成果。
在合作过程中,浙人社坚持四大原则不动摇:一是把握选题立项权。比如说,选题已经报了,但编辑加工校对审稿后,发觉这本书不适合出版,我们就坚决不出。第二,合作经营必须规范。不能“买卖书号”,三审三校必须是我这里做。第三,不能失去市场。比如我们跟“湛庐文化”合作成品书,除了三大网店是他的,其他所有的地面店的市场都是我社的,包括新华书店、民营书店、团购等。第四,与民营书店合作的品种不超过全社出书整体规模的15%。这个底线是为了保证我社的编辑团队有自主原创选题的组织策划能力。
市场敏锐度高、营销能力强,这是我对民营公司最大的感受。2013年,我们尝试引进出版一批专业学术著作,受限于国外选题庞杂、市场预期莫测等因素,最终我们与“湛庐文化”合作,挑选《大数据时代》。彼时,“湛庐文化”大胆将图书定价在49.90元,比同类图书高出10多元,同时通过市场调研认为此书在互联网界和企业界反响特别好。两个月后,这本图书果然“爆红”了。
边合作边学习。基于此,浙人社对原先编辑、发行“两张皮”的体制进行改造,建立了编辑与营销人员之间的图书信息沟通机制,对每本新书都进行实时动态跟踪,锻炼编辑们的市场敏锐性。
正是在这些耳闻目染的熏陶中,财经出版才异军突起。编辑们认识到,做好财经图书不能仅仅局限于企业和企业管理,除了几个大的标杆性企业,没有多少读者对一般企业家和企业感兴趣。他们帮助不少财经作者改变之前的姿态,由对企业、对行业、对企业生存环境进行总结和梳理,跨步到对整个社会的关注,将公共话题纳入创作当中,使很多财经出版成为企业整合营销传播的一个载体。以《这就是马云》为代表,“财富汇”和“信天翁财经图书”两个系列打造了众多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