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解决千家万户农民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浙江农民创造性地发展了农村专业合作社。历经10多年的创新发展，专业合作社正在发生从量到质的嬗变，“农合联”的出现就是一例。如果说专业合作社是农民个体之间的“抱团”，“农合联”则是合作社的“抱团”，并引入政府服务功能，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系“统”这一层面进行了新探索，进一步提高了农业、农民抗风险的能力，并让农民得以分享农业全产业链的红利，是农村合作经济的又一重大创新。请看本报记者采写的调查报道，对我省“农合联”进行深入解读。

打造生产供销信用合作共同体

——浙江“农合联”调查（上篇）

　　记者 祝梅

　　在慈溪，周巷宝绿蔬菜专业合作社开出的3家果蔬直销店因为品种多样、价格便宜，已经成为周边居民的新选择。

　　现如今，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到产业链经营、分享全产业链利益的愿望越来越迫切，抱团发展，则让这一梦想更容易走进现实：作为慈溪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理事单位，该合作社如今年营销蔬菜达到1.6万吨。而涵盖该镇四大农业主导产业的慈溪市周巷镇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由3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发起成立，已辐射联结核心生产基地近万亩、农村劳动力5000多人。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简称“农合联”，将其与各类为农服务组织联合起来，建立具有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服务功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是我省深化金融体制、供销合作社体制、政府涉农部门体制和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基础上所形成的农业服务综合载体。

　　在合作社遍天下的现在，农业的发展为何还需要“农合联”？实际上，“三位一体”改革，想要探索的是农村合作经济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这也是在“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背景下，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系“统”这一层面上所进行的创新尝试。

　　从“卖难”到经营

　　“田里蔬菜三四毛、市场卖到三四块，遇到市场不景气，就算卖到8分钱，也可能滞销。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再兴起，最开始就为了解决农民的 ‘卖难’问题。”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说。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集体经济则要承担一些不适合农户承包经营或农户不愿承包经营的生产项目和经济活动。由于当时处于短缺经济，高效率的“分”掩盖了“统”的效用，曾一度出现的“卖难”也通过农业结构的调整得到缓解。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扶持龙头企业、走产业化经营道路成为发展方向。黄祖辉教授说，“公司＋农户”的模式也曾一度缓解了农产品的“卖难”，但市场价格的波动也造成了农民和公司间产销关系的不稳定，产品质量等诚信问题。这也意味着，传统服务体“统”的薄弱开始逐渐暴露。

　　“合作社与农户家庭经营是个孪生体。” 2005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出台首部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地方性法规，合作社可以登记、取得法人资格，这让许多农户通过抱团的方式第一次直接对接到大市场。在黄祖辉看来，农民合作社这一主体不仅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扩大公司（企业）和农户连接空间,形成“生产在户、服务在社”、“生产小规模、服务规模化”的新型农业规模经营形态和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

　　十年间，多样化的合作社在浙江发展起来，但随着这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突出，其发展也面临很多困难：规模小、服务功能不全，有些只有生产功能。“自己做种苗培育、做产品经销，这样的合作社不是没有，但并不算多。”黄祖辉说。

　　“农合联”的价值，就在于满足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对技术创新、信贷供给、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到农业全产业链的经营中，分享产业延伸与融合的红利。

　　从合作到联合

　　如果要通俗地理解“农合联”，其实可以把它视作一个合作社层面的联合，它所要打造的，是一个服务多元化的平台，从而真正将农民组织做大做强。

　　对上虞章镇小草湾专业合作社的胡友娣来说，合作社主打的猕猴桃若想进一步提高品质竞争力，就要引进设备、延长产业链。动辄上千万元的投入，对一个农民或一个合作社来说，都是难以达成的。去年底，上虞区“农合联”宣布成立，无论是项目合作还是设备更新，上百个合作社成员的抱团，比以前更掌握主动权。

　　早在2006年初，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在当年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宏伟构想。2014年9月，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浙江省出台了《关于开展组建“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试点的工作建议》，“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一年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曾对诸暨、义乌、瑞安三地的“三位一体”试点工作开展调研。在调研报告中，黄祖辉将诸暨、义乌两地的改革方式归为外生主导式，瑞安则为内生主导式。

　　“外延性，是指通过改革来重组，像义乌，已经把服务技术体系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而在瑞安，农民合作社等微观主体的推动起着重要作用，‘农合联’的发展培育主要处于自发状态，阻力也会相对小些。”在黄祖辉看来，这两种方式在试点阶段各有裨益，但最理想的状态，是将外生主导和内生主导相结合，以形成互动合力，推动改革的有序有效进行，而另一个较为有效的切入点，则是围绕当地的优势主导产业，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建构“三位一体”的“农合联”。

　　“‘农合联’是要把服务体系和经营主体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打包成为利益共同体，在这其中，服务体系和规模化经营的主体必须同步推进，有些地方的合作社低、小、散，建起服务中心，却没有人需要服务；有些地方土地流转做得好，家庭农场风生水起，却没有服务体系。因此，必须处理好服务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关系，形成两者的互促共进。”他说。

　　从政府到市场

　　“‘农合联’怎样才算做得好？关键是要让农民离不开你。”黄祖辉说，“三位一体”改革是一个赋权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必须要有配套改革。

　　在省委、省政府日前下发的《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构建“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的若干意见》中，供销合作社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涉农部门职能转变及企事业单位改革将联动，形成和健全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产业经营服务功能。

　　黄祖辉认为，“三位一体”改革中，供销社的转型与变革至关重要。“为农服务的政府部门很多，但除了政府之外，有能力、有实力、有渠道、能全方位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只有供销社一家。”

　　去年，余姚通过“社社一体”、“社司一体”、“社村联合”的模式，新建了3家新型基层社，改造了5家原先的基层社，全面恢复了13个基层社的运作体系。资金、服务网络和人员资源优势的转化，让供销社最有条件和基础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骨干力量。

　　在金融方面，他认为资金互助会联合会势在必行。“有些规模较大的合作社可能会有自己的资金功能，但一个合作社里，大家农忙、农闲的时间基本一致，资金需求的时段也可能重叠，在‘农合联’的基础上来做，能够规模化的解决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资金需求。但相关部门必须要监管到位。”

　　涉农部门的职能转变和企事业单位的改革，也意味着政府正逐渐将经营性服务事项、公共服务事项让渡给市场和社会中介。

　　“我们原先采取的‘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有时公司为了保证农户不把产品卖给市场，就会定一个比市场价还要高的收购价，但这笔钱也会在他向农户提供种苗的时候附加进去，无论成本还是最终的市场价，都达到了天花板。只要市场一放开，进来的农产品往往价格更低。”黄祖辉说，“三位一体”改革，正是要通过合作社的合作与联合，探索“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让农户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也许我们在合作社方面的探索曾走了弯路，但现在新起步的方向，无疑是充满可能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