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印发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充分体现了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的思想，旨在通过制度建设，从严从实从高地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其实，在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高标准党纪更是引领社会前行的强劲力量。

　　这里，先得探讨党纪为何要严于国法？

　　我们知道，党纪和法律都是规范的范畴，分别是党员和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底线。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对党员的行为要求理应高于对普通百姓的行为要求，即党纪标准高于法律要求，党员受党纪和国法的双重约束；不然，党就难以体现先锋队的性质，就难以担负起领导社会的责任。

　　事实上，在上述常识的背后还蕴藏着深刻学理：

　　——从意识形态来讲，党纪是引领社会的灯塔。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领导物质生产的阶级或政党，是支配社会的物质力量，亦是统驭社会的精神力量，即物质领导力衍生出精神领导力，也就是马克思所证明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党的全面领导实践中，党纪党规是全党的行为准则，体现性质宗旨和价值追求，显示党员的德性标准和行为规范，无疑将主导社会主流意识，指引社会前进方向，强力型塑社会行为。显然，由高标准党纪能直接导出正世风的效应。

　　——从文化传统来讲，党纪是引领社会的标杆。我国自古就有着浓郁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心理，突出地表现为放大式的上行下效，即所谓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社会上层，尤其是执政者的行为偏好能显示出倍增的信号功能，强有力地引导社会行为。故而我国历史上就是治国先治吏，“选贤与能”是赓续古今的政治理性选择，致力建设“政者正也”的官吏队伍，以期由政者正引领社会正。

　　毋庸置疑，政者都程度不同地掌控着权力禀赋，果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可以说，党纪标准有多高，匡得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行有多正，就能带动百姓效仿得多正，社会就能跟进得多高；反之，在我国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党纪标杆竖得不高，政者行为不正、不高、不仁，则民之所行必无指向、少德性、缺高度，即所谓的“上面松一尺，下面松一丈”。

　　——从精英担当来讲，党纪是引领社会的大道。或具“受之于天”的先天优禀，或因“授之于人”的后天努力，日月光华孕育了世代绵延的各阶层精英，是全社会的宝贵财富，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先导和中坚，由此也被赋予“士志于道”的责任担当：“君子怀德……君子怀刑”（刑通型，指行为规范）。就是说，行以德先，社会精英理应用高于普通大众的嘉德懿行悦服他人；否则，就难堪肩负之责。

　　由“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党员队伍是我国社会的精英，肩负着民族先锋的责任，是奔向民族复兴的骨干。由保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高标准党纪所标注的“德”“刑”，所设定的行为边界，就是指引党员立党为公的前行大道；从党的核心领导和党员示范作用上说，也就是指引社会的前行大道。

　　所以说，党纪理当严于国法。那何以有效践行呢？

　　敬畏党纪。“敬”原是上古先民祭祀神灵时的畏惧情感。敬畏相联，由敬而畏方能显出“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敬修党性。党性乃党员德性，基于对人民选择共产党执政的真情体悟和感情培育，修此性才能献身党的事业。

　　敬行党规。荀子曰：“礼乐刑政，其实一也。”内外兼修，软硬兼施，重教育、严纪律、行规矩，才能扎紧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双重约束的前庭篱笆，维护党的先锋形象，更好发挥示范作用，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