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玥

　　岁岁重阳，昨又重阳。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如何养老，成为这个节日值得深思的话题。

　　作为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浙江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养老之困。截至2014年底，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945.08万人，占总人口的19.44%，同比增长5.26%，增长率首次超过5%。

　　更为紧迫的是，全省纯老家庭人口数为225.79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23.89%。在城乡社区，空巢化日趋严重，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突出，不断刺痛人们的内心。

　　10月15日，在杭州西湖边的虎跑景区，一名老人身穿寿衣，试图割腕自杀；一个多月前，杭州一名78岁的独居老人猝死家中，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年前，嘉兴一对老夫妇去世多日才被外地赶来的儿子发现，给社会带来的痛感至今犹在……

　　家家有老，人人会老。毫无障碍的代入感，让每个身处养老困局的人深感惆怅、心情复杂。面对社会的急剧转型，传统的社会和家庭结构迅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重组，给养老问题带来了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家庭养老功能削弱后，对社会助老、养老能力能否跟进提出了考验。

　　如何养老，考验的是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这方面，我省各地多年来倾注大量心力，着力在机制和方式上创新，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众多“率先”表明，经济发达的浙江，养老机制也走在全国前列。比如，率先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率先实现特困老年人集中供养，率先提前达到养老机构床位百名老人3张的水平，率先实现城乡居家养老服务照料机构基本覆盖，率先把市场化机制引入养老服务业，率先建立养老护理人员的培训体系……

　　成就有目共睹，问题也不可小觑。重阳节前夕，本报推出《老人，我们的牵挂》调查栏目，记者赴全省各地调查当前存在的养老问题，发现农村独居老人饮食起居困难、失能老人家庭不堪重负、敬老院专业护工难寻觅、民办养老机构不够规范等，依然不同程度存在。

　　这些问题看似琐碎且分散，却事关每个家庭的幸福感，以及公众对社会的满意度。在走向老龄化社会过程中，政府如何定位角色，社会组织如何发挥作用，社会公众如何参与，对基层地方都是一系列考验。

　　对地方政府而言，必须转变的是社会治理的理念。政府应该在养老服务政策导向、制度设计、标准引领上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强化政府兜底，做到群众有所需，我必有所应。

　　创新社会治理，本质上还是要激发社会活力。面对庞大、多层次、持续性的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提供和运作的主体应该是社区、社团、社工，只有让他们充分介入，才能确保服务的多样、优质和高效。

　　在养老服务的具体运作中，社区应该“唱主角”，当前，省内已经广泛开展社区行政事项的准入探索，但必须看到，政府与社会关系边界依然模糊。就养老而言，到底哪些是政府该做的事，哪些完全可以交由社会承担，还缺乏清晰的界限。社区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社区要加强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把社会组织、其他社会力量和市场都吸纳到养老等公共事业中来。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承接项目的执行能力和水平还需要“加油”。近年来，我省多地都建立了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机构，按照“政府资金支持、专业团队管理、社会民众受益”的运营模式，培养孵化了不少养老助老型社会组织，并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为老年人提供了大量公共服务。但是，持续造血功能的缺失，服务能力的参差不齐、专业人才的难以为继，都还是牵绊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种种因素，需要相关部门加强指导培训，创造公开有序竞争的环境，并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激发它们的活力。

　　政府和社会之外，养老的产业化运作，也有待更多实践。针对养老产业投入高、回报慢、风险大的现况，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何调动？民营机构护理人员的待遇和服务水平如何提高？人们在养老理念上的市场概念如何培育？鼓励市场力量加入后，第三方跟踪监督机制如何建立？种种问题都需要细细思量、扎实推进。

　　年复一年的重阳节，都在提醒养老工作任重道远。希望通过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和变革，养老难题可以早日破局，每个人的“夕阳”都能够温馨又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