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 朱敏

　　安吉良好的生态环境，除了是大自然格外的恩赐外，还与历代安吉人的小心呵护分不开。这是一种超前的生态意识。

　　在清代，安吉官府曾在很多地方勒立“奉宪禁碑”，以护养竹林资源。额题阳刻行书“奉宪禁碑”四字，字体娟秀、公正。碑通高150厘米，宽72厘米，厚约16厘米，重约200多斤，刻工精致，字迹清楚。碑文直立，阴刻行书，共20列，首列文字为“特授浙江省湖州府安吉县正堂刘为遵宪勒石永禁事……”

　　“正堂”是知县的代称，这份立于大清嘉庆十三年（1808）十月、相当于“环保公约”的碑文，对当时盗掘春笋、私自开设笋行的行为作了禁止。碑文提到，安吉“山多田少，居民出息，全赖山竹，甲年冬笋即系乙年春竹。匪徒结党成群，逞强刨掘，侵损山场，殊为民害。若再添设牙行，则变消[销]更易，收买易多，且难保无牙匪勾连，串窃滋弊。设非严立章程，无以清弊源而遏寇风。”“嗣后每届冬令，饬差严密查拿窃笋匪徒，照例究办，并永禁开设笋行，以杜滋弊。”

　　碑文意思是，余杭、临安、武康、安吉、孝丰县界址交接，老百姓山多地少，日常生活全依仗山上的竹子。但由于盗掘冬笋严重，不仅影响来年春竹，也毁损山林。同时，私设笋行，也助长了盗掘冬笋的寇风。为遏制盗掘现象，官府立碑表明章程。每年冬令时节，如有偷笋行为，则严加查拿，并罚其永远禁止开设笋行。岁月沧桑，尚存的石碑在递铺镇双溪口村，是安吉人民保护生态的明证。

　　除了“奉宪禁碑”，安吉历史上表明安吉人民生态意识的，还有一块“阖村公禁碑”。这块碑立于清朝光绪十一年（1885），由鄣吴贤士倡议而立，全碑共7行259字，内容是严禁破坏林木、保护生态环境。碑文说，鄣吴村溪水长流，全靠森林密护，植被丰茂。因此，环境保护良好。但自宋以来，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加上多次战乱，焚烧和破坏严重，幸有当地年长者一直在维护。因此，官府下发告诫文书，要求该村永远留养树木，以保护当地的风水，维护当地的景观。所有山脉、村口等一些公共场所都不许明削暗砍，哪怕是被水冲倒、被风刮断的，亦归公有，不得据为己有。如有违者，绝不徇私情。

　　这块碑，原来矗立于鄣吴村东关帝庙，后湮没。2002年被重新发现，安吉县人民政府将该碑移至生态广场，新塑了基座，并且刻上了《移碑记》，旨在弘扬生态文化。碑文里，发起人里有吴俊卿（吴昌硕），说明一代艺术大家情系家乡生态的殷殷情怀。原碑记里还提到了县令刘公之谕，说明了保护生态，乃是上下共识的行为。这块碑，向我们展示，在一百多年前，我们的乡贤就有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付诸行动，发起倡导，将这种先进的生态理念写进类似于今天“乡规民约”的碑文里。这种意识，不能不让我们感佩。

　　“奉宪禁碑”是表明禁笋养竹的，“阖村公禁碑”是要求育林聚水的，此外，还有护滩禁沙的“登龙渡碑”和植树造林的“中山林纪念碑”。“登龙渡碑”位于孝丰镇下汤村，立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碑文主要意思是登龙渡乃交通要道，不允许在两岸开垦黄沙和建房，对不法之徒企图开垦官滩、妨碍桥渡的，一定严加追责。“中山林纪念碑”位于孝丰镇，立于中华民国十八年（1939），是民国时期孝丰县政府为纪念植树造林而立，是当地政府发展林业的最好佐证。

　　生态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在“奉宪禁碑”等生态碑上，我们可以看到，安吉人民保护生态的意识由来已久，保护生态的理念上下一致。科学的生态理念代代相传，才有安吉今天的好山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