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周文彰指出：制定和推行权力清单的目的，是要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落实“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精神。凡是行使的权力，都应当是清单上开列的；凡是没有开列在清单上的权力，都是不可行使的。行政审批权就是受权力清单管理的权力，权力清单上没有列明的事项，都是不需要审批的。

　　有权力就有责任，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因此，有权力清单必然就有责任清单。于是，无论是学术界还是领导层，都有从权力清单推论责任清单的情况。但是，“监管责任清单”不等于“审批权力清单”，监管责任无论从范围还是从事项上说，都要比审批权限大得多。

　　鉴于这种情况，我非常担心一种“履责清单思维”，就是按照“审批权力清单”去承担监管责任或服务责任：权力清单上有的，我就承担监管责任，权力清单上没有的，我就没有监管责任。推脱责任历来是一些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痼疾，权力清单及其派生的“权力清单思维”有可能加剧这种推脱。

　　因此，不应当从权力清单去推导责任清单，而是应当从部门职责去推导责任清单。部门职责一部分表现为权力，更多的则表现为服务，表现为创造环境、提供条件、排忧解难等等。这里所遵循的法治精神就是“法定职责必须为”。

　　“清单思维”是必要的，但要厘清它的适用边界。在动用权力减损群众利益、增加群众负担方面，运用清单思维，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在维护群众合法行为和合法利益方面，运用清单思维，保证群众“法无禁止即可为”；在保障企业自主权和合法权益方面，运用清单思维，凡“负面清单”上没有的项目，企业都可以投资经营；在监管和服务方面，则要强化责任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