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曾福泉

　　通讯员 单冷 周炜

　　秋日下午，金桂飘香，杭城求是村一座旧式公寓里，浙江大学93岁的老教授何志均坐在一架舒适的安乐椅里，穿一身宽松的睡衣，拿着放大镜，一手把《参考消息》举到眼前细读。

　　何志均夫人、曾任原杭州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的薛艳庄走过来，搀着丈夫的手臂，使他缓缓地站起来，倚到助步器上。何志均双手撑着一副带轮子的拐杖，蹒跚着走到桌子边的椅子上坐定，准备正式接受采访。

　　“他近来已经很少出门。”薛艳庄说，相比下楼散步，何志均更喜欢读报，或坐在电脑前上网。

　　话题自然地从一个特殊的日子开始。8月24日早晨，何志均换上一件浅色条纹带领子的T恤衫，穿一双布鞋，由家人和学生搀扶着，一步步走完两层楼的台阶，又坐上汽车，到了浙大灵峰山庄宾馆。他的许多已经成名成家的弟子、多年的同事与合作伙伴、慕名而来的后学晚辈早已等候着——这一天，是何志均、薛艳庄捐出500万元积蓄设立的“云惠公益基金”正式成立的日子。基金会初期主要资助对象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重点关注孩子受教育方面的经济困难，以后还将进一步拓展公益慈善项目涵盖的领域。

　　一辈子低调为人、踏实做事的何志均，因为这件感人义举，突然成为了人们热议的对象：原来，“他是浙大两任校长的恩师”，“他还是浙大无线电系和计算机系的创办人”，“浙江最早的一批计算机，就是他制造和引进的”，“这样优秀的科学家，竟没有评院士”……

　　教师节前夕，习总书记向浙大发来的祝贺和嘱托，使关于教师和知识分子的讨论持续升温。人们意识到，何志均仿佛一面旗帜，来自那个似乎已经远去的年代，但当大家谈起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家国情怀、钻研精神、淡泊品质的时候，又总能在这面旗帜上发现那些从未消逝的光彩。

　　薛艳庄在初见记者时微有难色：“我们已经谢绝了很多采访。他现在的听力很差……”何志均的几位同事都向记者评价他是一个“讷于言”的人。幸运的是，老人已经根据问题提前构思好了回答，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何志均的讲述严谨而流畅，他那堪为镜鉴的漫长而丰富的人生随之呈现。

　　抗战烽火中求学浙大，许下报国之志。在他的实验室里，地下党建立起电台

　　今年适逢何志均从浙大毕业70周年。上世纪40年代，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他先后在浙大龙泉分校和遵义的电机系本部学习，1945年夏天完成学业，同时迎来了抗战的胜利。何志均随后回到光复的杭州留校任教。

　　天降离乱，家国有殇，何志均感受得十分真切。何家本来生活在上海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8岁的何志均辗转来到龙泉就读浙大，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也失掉了经济来源。

　　他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笔贷款，“刚够吃饭的”。而战时学校的伙食也很差。“吃的是市场上品相最差的青菜，一碗里也只是漂着几张菜叶而已。”何志均说，“有时是笋，很老，像刨花一样。”

　　饥饿一直跟随着这些年轻人。“男学生自己煮的饭永远不够吃，而女学生有时会剩下些饭菜。她们刚离开饭桌，我们就一拥而上。”何志均笑着描述那副狼狈的场景。薛艳庄在一旁补充说，他们那时抢吃女同学剩饭，虽然辛酸，也是带着乐观精神的，抢到了就哈哈笑，抢不到也不至于垂头丧气。

　　当时浙大本部已西迁到遵义、湄潭。二年级毕业后，属于何志均的“文军长征”开始。从龙泉到遵义，路费要上千元。何志均说，同学们想了个主意，请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来学校做报告，报告后就向他要求募捐，凑这笔川资。最后省政府给学生一人发1000元路费。

　　为了省钱和赶路，何志均想尽办法。他先是搭上盐务管理局一辆运盐的卡车，又搭一辆运货卡车，经过福建浦城，来到江西赣州。“卡车的发动机是烧木炭的蒸汽机，动力很差，公路又坏，一路颠簸。”没有顺风车，万不得已时，何志均才买票坐汽车。晚上停车休息，他就在车边打地铺睡觉。

　　“经历抗战岁月，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既贫困，又弱小。贫困，我是切身体会到了的，且深知自己还不是最苦的，老百姓深陷穷苦的更多。弱小，就是遭受强邻入侵，而无力抵抗。”何志均说，“于是当时大家都树立起了这样的信念，要努力学习，将来能使我们的国家富强。”

　　回到杭州后，何志均虽未入党，却一直在帮助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学、教工们。他说：“别人看我，就是一个书生，只知埋头搞科研。我的实验室安全得很，没有人会怀疑。” 在他的无线电实验室，地下党开会、印传单，甚至建立电台，都得到何志均很好的掩护，直到新中国成立。

　　70年光阴流过，何志均进入了垂暮之年，而这个国家已经焕然一新。今年浙大校庆期间，何志均在计算机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主持举办了一个“视频同学会”，如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老同学通过互联网见面、交谈，他们践行了自己青春时的诺言。

　　创办浙大无线电系、计算机系。学生说，他是无可替代的领路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何志均为中国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电子学和计算机高级人才。中国工程院院士、浙大原校长潘云鹤是何志均在浙大计算机系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生。浙大现任校长吴朝晖的本科、硕士、博士论文都是何志均指导的。

　　浙大计算机学院老教授叶澄清是无线电系第一届毕业生、何志均的得意门生和多年的助手，还曾是住上下楼的邻居。在计算机学院一间办公室里，满头白发的叶澄清告诉记者：“何老师的学术视野开阔，思维敏锐，他大我20多岁，还老是批评我思路跟不上他。浙大无线电系和计算机系都是他在完全的空白中筚路蓝缕创办起来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创业者。”

　　无线电系1959级校友、曾任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党委书记的俞蒙槐回忆说，何志均作为系主任，亲自给学生上《无线电技术基础课》。 “为了弥补教材不足，何老师一边备课，一边自己翻译国外教材当讲义，钢板手工刻写后油印，每堂课前发给我们。”一年下来，讲义装订了两大册。俞蒙槐非常珍视，虽经几次搬家，这两本油印讲义一直保存着。

　　叶澄清说，何志均很早就注意到计算机的前沿发展。1962年，叶澄清刚毕业留校，就加入了由何志均牵头组成的科研组，研制我省第一台计算机。“在何老师指导下干了3年，终于研制成功。个头很大，能占据这一整间办公室。”叶澄清比划着，“一排排的电子管，闪烁着各色的灯光，非常壮观。”这台计算机被命名为ZD-I（浙大1号），这时，距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尚不到20年，ZD-I是我国科学家最早自主研制成功的计算机之一。

　　1978年，年过五旬的何志均离开已经发展完备的无线电系，再度“白手起家”，创办计算机系。“我当时定了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人工智能’，这是当时的国际潮流，最时髦的学问。”何志均说，“另一个是‘计算机图形学’，这个方向也发展得很好，该领域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就在浙大。”在这两个方向上，浙大计算机系在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了像潘云鹤、浙江省特级专家陈纯这样的著名科学家。

　　浙大老教授汪益民曾长期担任计算机系党总支和计算机学院党委书记。他向记者回忆，1998年，已过古稀之年的何志均仍然“退而不休”，冲在科研创新的第一线。“那天他来找我，很兴奋，说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与跨国公司合作研发大规模金融软件系统，使我们的学科建设获得全新的突破。”汪益民说，当时系里已经承担了不少项目，要抽调人手与美国道富公司合作，不少老师心里犯嘀咕。

　　何志均认准了就坚持做。现任浙大软件学院常务副院长杨小虎、计算机学院教授孙建伶等人，当时都是博士毕业没几年的青年学者，何志均帮他们在浙大玉泉校区曹光彪楼弄了间不到60平方米的教室，这就是“浙大道富技术中心”最初的班底。不出几年，这群年轻人成长为中国最领先的软件外包团队，喝到了这一新兴产业的第一口水。

　　汪益民感慨地说，创办无线电系、计算机系，与道富公司合作，这一件件大事，对于何志均而言，与其说是来自上级的命令，不如说是出于自己的志趣。在薛艳庄眼里，丈夫是个“书呆子”，就爱教书、搞科研，“我担任杭州大学校领导后，离开了一线教师的岗位，他不高兴了好一阵子”。叶澄清说，浙大计算机系30多年里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没有何老师的引领是不可想象的”。

　　筚路蓝缕，省下出国津贴购买昂贵科研设备。现在，他爱用华为手机

　　建学科、做科研、出成果，何志均率领学生们做的都是填补空白、追踪国际的“大手笔”。像潘云鹤的“智能模拟彩色平面美术图案创作系统”、陈纯的“丝绸印染CAD/CAM系统”、浙大道富技术中心的大规模金融软件系统，无不是国内首创、国际一流。这些成果，大大缩小了中国在计算机科学与工程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人们有理由认为，科研事业上的不懈追求，源自何志均始终不渝的强国信念——这在老人的生活里也不时折射出来。他以前用一个美国进口助听器，老爱出毛病；换了国产的，用起来舒服，何志均很高兴。杨小虎受师兄弟们委托给老师送礼物，准备了一台iphone，结果何志均不乐意。“老人家要用华为！我又多跑了几趟。”

　　不过，改革开放之初，何志均却有亲身赴美国买“iphone”的经历。1979年，他和浙大赴美国考察团的老师们把伙食津贴节省下来，买回昂贵、先进的8位微型计算机，使浙大的计算机科研实力跃上一个新台阶。

　　计算机系建系伊始，设备奇缺，据潘云鹤回忆，同学们要编程，得坐几个小时的车，到那些配备了可供上机的计算机的单位去。

　　何志均到美国后，就连续看了好几场计算机博览会。行程已到匹兹堡，他在报纸上看到纽约有一个大型的计算机博览会，当即一人坐飞机飞回纽约，在博览会上看了一天，各个牌子、型号仔细看，详细比对。

　　“我们发现吃饭几乎都有接待，一路考察下来，伙食津贴越省越多，可以购买的计算机也越来越高级，真是高兴坏了。”何志均回忆到此，不禁开怀大笑。

　　最终买下的CROMEMCO计算机属于当时最为先进的型号，可以使用UNIX系统，运行C语言，花费了他们8000美元。薛艳庄说，记得当时夫妇两人的工资都是每月140元人民币。

　　何志均说，当时全中国除浙大外，唯清华大学有一台同样的计算机。这台宝贵的机器来到浙大后，日夜运转，计算机系“停人不停机”，潘云鹤等人最初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这台计算机上诞生的。

　　在叶澄清印象中，何志均还做过很多类似的“有魄力”的决定。计算机系成立之初，为了提高教学科研水平，人手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还是派遣叶澄清等人赴美做访问学者，临行只说了四个字：“早去早回”。为了建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完成国家863重大项目，计算机系买进价值上百万元的科研设备。“学科发展该花的钱，何老师从不犹豫。”

　　总是想着他人，宁愿自己辛苦。他捐出巨资，却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基金

　　每到秋天，何志均都会收到一些来自临安的刚刚收获的大米。送米的人叫毛德操，他还是个知青时，何志均寄给他计算机学科前沿教材，招他进浙大做实验员。毛德操发奋成才，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又毅然回国。当年插队的农户每年新产了大米，毛德操总记得送到何老师府上。

　　学生们对何志均的敬佩和感恩之情是发自内心的。2003年，何志均八十大寿。浙大计算机学院为这位创始人办寿宴，大家吃完寿面，都高兴地把盛面的碗带回去收藏，一些弟子说，这还有“不忘何老师给我饭碗”的寓意。当时准备的碗有数百个之多，薛艳庄留下了几个，今天还在用：宽口白瓷大碗，配有素雅的图案。

　　杨小虎至今记得一件小事。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浙大学生宿舍，一幢楼几百人共用传达室里的1部电话。“何老师那天打电话找我，占线，就自己跑到宿舍来了。”杨小虎说，当他看到年近六旬、体格偏胖的何志均连着爬了5层楼，气喘吁吁地出现在自己寝室门口，心里真是感动坏了：哪见过先生这样来找一名学生的？“老师就是这样，宁肯自己辛苦，不愿给别人添麻烦。”

　　在薛艳庄眼中，丈夫的善意和爱心颇为内敛，表露出来时往往让她惊讶。几年前，何志均读《钱江晚报》，看到一位外来务工者生重病无钱治疗，他就自己走到报社，留下2000元钱。钱未及转到，病人已经去世了，老乡们坚决把钱退回来，薛艳庄这才知道丈夫做的决定。

　　也许正是这些小事中蕴藏的善念，最终汇聚成了这对伉俪在今天感动众人的“云惠基金”。说起何志均夫妇捐出巨额积蓄，他的学生和同事们都说，这正是他们的为人。

　　汪益民等老同事说，何志均指导学生完成论著，自己的名字从来都署在后面；他生病住院，从不愿沾夫人的光，都是住普通病房。

　　杨小虎说：“多年来，何老师主持过的课题、项目不知多少，分配津贴报酬，他总是说，给在科研一线的同志多一些，给年轻老师多一些，给研究生们多一些。”

　　何志均、薛艳庄坚持拒绝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公益基金，而是取名“云惠”，何志均说：“仁人云集，惠风和畅，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